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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 第四篇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管党治党一刻没有放松(二 守纪自觉、报告有方:统一为民服务的步调)

发布日期:2020-09-16 16:29 来源:重庆出版集团

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事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66页。】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从中国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它的身上必然带有一些弱点和缺点,正如一个人从污泥中爬出来,他的身上带有一些污泥,这完全不奇怪。以对纪律的高度自觉和不懈遵守,不断清洗和擦拭污泥,始终保持自身纯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

制定与遵守纪律,要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起。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阀,1927年10月,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雷打石上扳着手指向全体官兵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三条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成为转变军队作风的起点。1928年1月,针对官兵违反群众利益的情况,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提出六项注意;(六项注意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要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不拉夫;第六,不打人,不骂人。)同年3月,毛泽东在沙田圩沙滩湾正式宣布了“三条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在六项注意上增加“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两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胫而走,传入到无数乡村的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和青壮年的耳中、心中,群众不由称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还以鲜活的实践,让纪律落地生根,把工农革命军锻造成为百姓真心爱戴、群众真心拥护的“人民子弟兵”。92岁的老红军战士张步兴在接受央视网采访时,谈到自己参加强渡大渡河战斗的情形:“击退敌人后又累又饿,几乎精疲力竭,就躺在那个河边上,有隐蔽的地方休息,东看西看也没有吃的,肚子饿也没得吃,那前面有一片红薯,老百姓的红薯地,跑过去挖了一个,红薯拿到手里头去了,才想起来三大纪律,不准吃。红薯到了口里都不准吃,又把它塞回去,塞回到土地里去。”像张步兴老人这样自觉执行纪律,甚至为了维护党的纪律而献出生命的,更是数不胜数。1935年1月长征行军途中,为了检查清点、归还借用的老百姓的物品,一名红军司务长和两名红军战士暂时脱离部队而被敌人包围抓捕。善良的老百姓见司务长伤痕累累、又饥又寒,趁敌人在屋内烤火之际偷偷给他送饭。但司务长担心连累老百姓,同时受伤过重难以下咽,坚持不肯吃饭,最终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重庆綦江的石壕镇。红军战士遵守纪律、执行纪律的良好作风被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始从行动上爱惜红军、帮助红军。红军要过河,老百姓便拆下门板、搭起浮桥;红军要购买军需物资,老百姓就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运送货物;红军在前线牺牲,老百姓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入伍。现如今,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党的纪律的内容已经演变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类,党内执纪监督的方式手段也不断丰富完善,但始终未变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决心,和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深信赖与拥护。

如果说,守纪自觉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强的群众基础,那么报告有方,便使中国共产党树立起极大的中央权威。“这是立规矩的地方。”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一间长方形的土坯房中,意味深长地说道。这间土坯房,就是“九月会议”的旧址。在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背景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守党和军队纪律的高度自觉,固然离不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严密组织、严明纪律的一系列举措,但此时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是“九月会议”上全党统一行动纪律规矩的确立。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的颁布标志着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的最终确立,也标志着全党严明纪律、统一行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是1923年三大党章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夏利彪:《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历次修正案文本汇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的规定。在之后的革命,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请示报告制度多次完善发展。1928年,毛泽东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回答了党内“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并写《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全面向中央报告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要请示和解决的问题,成为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典范。1948年前后,“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6页。)的弊端显现,党内“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6页。)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为争取革命最后的胜利,“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6页。)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为加强党的团结与统一,克服党内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倾向,1948年1月到6月,中共中央依次颁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同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为全党进一步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提供了制度遵循。1948年11月13日,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一切区党委、地委、纵委旅委军区军分区,中原局、区党委、地委三级政府党组,三级党报委员会,五万人以上的城市市委市政府及市军事机关党组,都应开会检讨请示报告制度建立的情况。至此,全党全军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空前加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纪律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请示报告的优良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党内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健全,成为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严明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制度保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以确保党内各级组织规范运行;1956年党的八大将“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夏利彪:《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历次修正案文本汇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写入党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请示报告制度不断细化到各个机构、各个部门,以及党的各项工作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执行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要求把请示报告和履职尽责统一起来,进一步提高了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体现出干部的政治性和纪律性;精准高效地报告,也是每位干部能力提升的必修课。如何写出好的报告,邓小平曾做出了好示范:1944年7月,毛泽东给7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了一封电报,列举了“请予电复”的十个问题,内容涉及各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各方面内容。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在报告中逐条回复。同年12月9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此报很好,请转发平原、山东、华中、湖北、东江各处。”12月25日,他又致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邓小平的复电七百余字,分十条列出,恰好对应毛泽东的十个问题,毛泽东问得具体、明确,邓小平答复得简洁、清楚。例如,毛泽东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问题,询问“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邓小平答复:“减租、减息、简政和反奸以来,对团结党外人士,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接着提出:“调整办法是:开生产运动、生产劳动等会时,请参议员和一些经营生产好的士绅参加。……党内整风,克服宗派主义,讨论统一领导和‘三三制’政策的运用。”再比如,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后的人民负担和军民生活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估计太行只能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今年收成不坏,人民负担能力尚无问题。军队生活,现在比大灾荒时期略好。”寥寥数语,直奔主题,毫无赘言,读来十分畅快。(殷开:《毛泽东:“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不难发现,主题明确、简明扼要,语言朴实、干净利索,合乎实际、切实可行是邓小平报告的三个突出特点,也是一篇好报告的三个关键要素。正如毛泽东评价那样,“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具有问题意识,富有斗争精神,在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中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向前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党内请示制度作为党的重要政治组织纪律,在发现矛盾、解决问题,保证中央权威、党的统一领导与发挥各领域、各地方积极性、创造性相统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谢金峰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