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回家1

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宣判孩子回到我们身边，但孩子真正地要回到我们身边，还有个过程，孩子不是一辆车，法庭把它判给你了，你可以马上把它开回家。孩子就是孩子，她需要慢慢地摆脱对养父母的依赖，同时又要慢慢地接受我们，根据心理医生的建议，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好几个月。

这期间，我一方面为女儿回家做准备，另一方面，在经历了人生一次重大的折磨和打击后，我突然爱回忆了，回忆在祖国的点点滴滴。特别是临近中国合家团圆的春节了，大难不死的我们，孑然一身，难免不被浓浓的乡愁包裹得喘不过气来。

乡愁是什么？对于我来说，不是浩瀚的太平洋，不是一张小小的邮票，也不是一张小小的机票，而是压抑在胸口这么多年的心绪，想找一个亲人，痛痛快快地将它倾诉出来。

我们两家在重庆和湖南的亲戚确实不少，但想要真正找出一个能十分理智地倾听我诉说的却很难。因为，以前逢年过节，我们万不得已给两家亲人打个电话，都是敷衍了事，生怕言多必失露出窘迫的马脚来。

尽管国内几家媒体，也对安娜案子进行了报道，但肯定不像“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交通标语那样，全国到处都能看到。所以说，亲人们也许并不知道我们在美国的真实处境。如果我给他们打电话说，我们的官司赢了，说不定会吓得他们心跳失常，反问我：“什么时候在美国出事了？”

那我就给我的闺密乐群打电话吧，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因为我与贺绍强的这门婚姻，还是她“转让”给我的，又没有收“转让”费什么的。如果我向她讲述这些年所吃的苦，受的屈，她会不会这么想，难道是我这位红娘犯的错？所以，我放弃了给乐群打电话的想法。

最后，我决定给重庆八一路的杨姐打电话，因为杨姐是个典型的重庆女人，她泼辣能干，且重情重义。当初她来我的音像门市部，左声左气地唱邓丽君的歌，经常唱得来如痴如醉。我去美国向她告别，她像亲姐姐一样，一只手拉着我的手，一只手梳理着我前额的刘海。她说：“小罗，你知道杨姐不会说话，就给你唱一首歌吧。”于是，她依然左声左气唱起了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当她唱到“今朝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的时候，她忍不住“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双手紧紧抱着我。当她听到我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她肯定在那边哭得泪人似的，为我洒下一捧同情的热泪。

我在电话里给杨姐讲述我们那些难受的过去，其实，不是讲述，是自己揭自己还未痊愈的伤疤，所以，我不住地抽泣。我以为电话里会传来杨姐的哭声，但话筒中没有一点声音。我问：“杨姐，你在听没有？”

杨姐回答：“我正听着呢。”我又问：“难道你早知道，我们两口子在美国糟糕的处境？”杨姐回答道：“不是知道，应该是猜到，为什么呢？小罗，让你多花点电话费了，杨姐给你讲个故事。”

杨姐说：“现在重庆时兴什么？时兴同学会。所以，有人编了个段子说：‘同学会同学会，同学挨到同学睡，搞垮一对算一对。’这纯粹是屁话，都这把年龄了，都是‘阿里山的姑娘没有水’了（以前，杨姐来我的门市唱《阿里山的姑娘》时，老是把“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唱成“阿里山的姑娘没有水”，我给她纠正过几次，她听不进去，一直传唱至今）。还恋那一杯？老实说，同学会的真正目的是啥哩？”杨姐没有继续说下去，话筒传来了“咕隆咕隆”喝茶的声音。然后，杨姐接着说，“就拿我们班来说吧，同学会简直变了味，变成了炫富会。一辈子混得不好的同学，怕参加同学会，总是找借口躲同学会。发了的同学，天天盼同学会，他好开着豪车来，带着‘小三’来。会上还恬不知耻地介绍，‘各位同学，这位是我的秘书小桑，大家别误会，是姓桑的桑，不是小三的三。’真他妈此地无银三百两。”

杨姐顿了顿，口气变得柔和了许多，说，“小罗，不是杨姐说你，你走了这么久，今天才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你在美国混得不好。因为你就像那些怕参加同学会的人一样，如果你混得好，你肯定就像那些巴不得开同学会的人一样，巴不得三天两头给杨姐打电话，不说你又换了车，就说你又买了房，肯定还邀请杨姐去美国看你来，不替我买好来去机票才怪哩。”

杨姐算一下子点到我疼痛的穴位上，我对着话筒哭了起来，杨姐说：“死丫头，哭啥嘛，混不下去就回来。我教你做重庆火锅的手艺。你不是说鲁迅的书里，有个豆腐西施吗？你就是我们重庆火锅西施。”杨姐的话很朴实，不煽情，却让我内心感动不已，我再也忍不住了，对着话筒又呜呜地哭起来了。杨姐说，“死丫头不要哭，再哭，我也忍不住了。”杨姐话没说完，就大声地恸哭起来了。

在女儿回家的过渡期里，少儿法庭安排我们和安娜见面了。掐指一算，我们和女儿已经有六年没见面了。当然，这么说也不十分准确，我和女儿也有见过面，那是在梦里，而不是在现实里。所以，女儿这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

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2007年3月4日上午，一个星期天，地点是在少儿法庭指派的心理医生卡连的诊所。

卡连医生是孟菲斯乃至全美国都小有名气的儿童心理专家。名气就等于身价，卡连的咨询费，都是一口价，每小时两百美元，从来不打折促销。少儿法庭为啥舍得花钱，给安娜请这么一个优秀的心理专家？原因也很简单，安娜这个案件的当事人，牵涉到世界两个大国的公民，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案子时间拖得太久了，一打就是六年，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一切为了小孩的利益出发，既然案子已经圆满收官了，决不能最后有点闪失，给案子留下点瑕疵。所以，法庭在心理专家和监护人身上前后支付了十几万美元，有人开玩笑说：“安娜是个‘百万婴儿’。”因为我们和贝克双方都花了大量的金钱，贝克光律师费就欠了帕瑞习一百多万。

卡连医生，女，白人，年龄已经快五十岁了，个儿娇小玲珑，对人总是笑脸相迎。而且，她一笑，脸上就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来，使人马上会想起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的主持人。

我对卡连医生的印象非常好，初次见面，她那娇小的身材，天使般的微笑，让人觉得她既是孩子们的好朋友，也是大人们的好朋友，首先就在我心中形成了这么一种晕轮效应。我去过她的家，她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徐悲鸿的国画《奔马》。我一见这幅画，心头一振，便对她讲：“这幅画是徐悲鸿先生的代表作，很不错。徐悲鸿是中国有名的大画家，是我外公的朋友，他还送给我外公一幅画，上面还写了‘嘉仁兄雅正’几个字。”我说完后，卡连医生马上用一种惊喜而崇敬的眼光看着我，脸上泛起了红晕，转瞬间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好像一个变形金刚，变成了我的外公。

卡连医生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内饰色彩搭配得协调而雅致。最有特色的是，墙上贴着白雪公主和唐老鸭等等一系列卡通故事图片，橱柜中陈列着穿汉服的中国布娃娃，穿和服的日本布娃娃，当然，还有金发碧眼的芭比娃娃。

我们是先到达的，坐在办公室里等贝克他们一行人。不一会，就听见门外有个女孩在问卡连医生：“为什么要让我去见他们呢？”卡连医生说：“就像去见两位新朋友，你长大了，你要认识许多新朋友，这不是你的选择，而是你要面对的。”

安娜走进屋里来了，就站在我的面前，这是我们分离多年之后，第一次见安娜。未曾开言，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但我仍然能清楚地看见女儿的形象。

安娜长高了不少，但略显清瘦，身材有点豆芽型，她穿着夹克衫和牛仔裤，牛仔裤估计是最小号的，穿在安娜身上，仍然显得有点肥大。

安娜躲在办公桌的后面，不时伸出脖子向外张望，迅速又将头缩了回去，脸上分明写着疑惑，紧张，甚至是恐惧。

我和贺绍强静静地站在那里，静静地望着躲在办公桌后面的安娜，我们没有说话，更没有催促女儿出来，喊我们一声“爸爸妈妈”。因为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燃烧起来的激情，一定会灼伤安娜那根本不谙世事的心灵。

不说话，其实，我也心满意足了，此时看见安娜的小脸蛋小手，自然就想到八年前我刚生下安娜的时候，我看见她在恒温箱里手舞足蹈，我也是幸福得说不出话来。

安娜非常聪明，她像一只藏匿起来的小鹿，用眼睛观察着外面的动静，用耳朵捕捉外面的声音。

出人意料的是，不一会儿，安娜竟从办公桌后面慢慢地走了出来。

外面几个大人吃惊地看着她，停止了谈话，卡连医生走了过去，轻轻地将安娜拉近她的身边，依偎在她的胸前。

安娜用一双大眼睛，在我们每个大人的脸上巡视一遍，然后，将目光停在我和贺绍强的身上，此刻她清澈如水的目光，似乎有点浑浊，她怯生生地对我们说：“我不想叫安娜贺，只想别人叫我安娜，行吗？”我们马上点点头。安娜又说：“我直接叫你们的英文名字，行吗？”我们马上回答说：“行，因为我们是朋友。”

安娜一听是朋友，脸上露出笑容，并主动向我们伸出她的小手，我真想向着苍天大喊一声：“六年啊，妈妈只能与你在梦中相见，今天，你终于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接下来，卡连医生安排她和我们一起见面的时间，一个星期见几次面，每次两至三小时，以后时间再慢慢延长，开始在她的办公室，后来我们带着安娜去逛公园，打保龄球，看电影，看马戏。孩子毕竟是孩子，玩得高兴的时候，她拉着我们的手在公园疯跑，心灵的防线完全撤除了。但静下来看电影的时候，她又把心灵防线重新筑起来，她悄悄地问卡连医生：“为什么他们陪我玩了一整天？”卡连医生抚摸着她的脸蛋，微笑着对她说：“因为他们很爱你，你看，你又漂亮又懂事，能不爱你吗？”

安娜的官司判决后，知名的不知名的媒体，都蜂拥而至，我原以为，这些采访报道，就像盛夏的雷阵雨，电闪雷鸣，气势磅礴，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哪知，我这次的估计出了错。记者的鼻子是什么鼻子？

警犬的鼻子。他们将安娜案梳理后，都露出了惊喜，觉得这桩官司实在传奇，法定两年的官司，居然打了六年多，一般在儿童法庭便可毕其功于一役，居然连打四级，到了州最高法庭才尘埃落定。更重要的是，官司的当事人，居然是东西方两个大国的公民，不管谁输谁赢，拔起萝卜带出泥，可以挖掘出两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后面的东西。这些难道不是亮点、看点和卖点吗？谁会放弃这块到嘴的肥肉哩？

于是，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就拥向我们家和贝克家，要求进行全程跟踪采访，开始我们还很感动，像演员一样配合着他们，多了就生烦了，就大门紧闭，谢绝采访。

大门紧闭他们并不怕，不怕你关门，就怕你不出门，只要你一出门，记者就有机会了。

但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安娜幼小的心灵也生出了疑窦，她心里想，为什么其他小朋友不上电视，不上报纸？为什么我要上电视、报纸？或者是贝克先生和贺先生，他们做错了什么？一时间，安娜显得有些茫然，甚至还有些神经质。

少儿法庭的帕森法官，实在不愿意看到媒体对安娜过度关注，给安娜带来负面影响；同时，春去秋至，春花已经结出了秋实，贺家也应该享受期待了八年的全家团圆的果实了。帕森法官下令7月23日前，必须完成过渡；7月24日起，安娜开始在其父母抚养下的新生活。7月23日，正好是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对安娜案判决的半年时间。

巴尔扎克写了一本书，叫《人间喜剧》，我真佩服老巴洞悉社会的能力，由于人为因素的掺和，许多悲剧也演成了喜剧，正剧也演成了喜剧。

安娜回到我们家，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按理说，按程序就很简单，要么贝克开车将安娜送到我家，要么我们开车把安娜接回家。如果是这样，就是一部正剧，就缺少喜剧的味道。

所以，法院命令，安娜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在监护人家待上三天，然后再回贺家，即使回到贺家后，必须到28号后才解除禁令，允许媒体采访。而且法院还特别强调，避开媒体，一切都秘密进行。

7月20日清晨，夜色还没有褪去，整座城市还没有苏醒。自然，媒体还没有赶来死蹲死守。贝克一家人带着安娜，趁着夜色，悄悄地出发。贝克扛着两个大包，都是安娜的衣服，贝克太太也提着两个包，有安娜的毯子、枕头和日用品，而七岁的艾米则替安娜抱着一个熊猫玩具。

上车后，安娜坐在后排，她与艾米坐在一起。之前，卡连医生曾多次对安娜说：“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必须离开贝克家，回到你亲生父母那里，你并没有失去爱。相反，你会得到更多的爱。”汽车发动的一瞬间，艾米一把抱着安娜大哭起来，说：“安娜，你走了，谁陪我玩？你还会来看我吗，还会同我一起捉迷藏吗？”安娜早已泪流满面，不住地点头，贝克太太也抽泣起来，她转过身来，用纸巾替两个小姐妹擦拭着泪水。贝克没有哭泣，因为他正在开车，但车速特别慢，我想，他心里也特别难过。

到了监护人家，安娜与他们相拥告别了。贝克弯下身子，让安娜在他左右脸颊上亲了一下。贝克对着安娜耳边说：“安娜，我相信，你一定会长成一个美丽、健康、快乐的女孩，未来，不论你是医生、老师或者传教士，我都为你祈祷，愿上帝保佑你。”安娜在贝克的脸颊上亲了一下，贝克慢慢地将安娜抱起来，安娜和他四目相对，一时无语。

7月28日，禁令解除后，安娜真真切切回家的消息，一时又成了舆论的焦点。不过，此时的舆论几乎都是正能量，有点像我们“七一”前开的文艺晚会，都是热情万丈的颂歌和颂词，有的人在网上留言说：“我们看对了，世界最为温馨的场面出现在孟菲斯，安娜回家超过了一切美丽。”“安娜，你是幸福并幸运的，两个不同国度的家庭都如此深爱你，你的人生道路也会像鲜花一样美丽。”“美国其他正在遭遇类似处境的家庭，因为你的出现，纷争将立即停止。”

为了迎接女儿回家，我们还是做足了功课。我们把宽敞、带卫生间的主卧室，腾出来让安娜和她的妹妹居住。我知道安娜喜欢蓝色，就请大卫律师的太太当娜过来帮忙，当娜很乐意，而且很能干，包下了调油漆、刷墙壁的活儿。当她把一张废报纸折成美国大兵的船形帽戴在头上时，我忍不住从内心称赞她：“当娜，别看你是个美国人，粗活细活都能干，真不简单。”安娜笑着说：“这没啥了不起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女儿出嫁时，都是撒切尔夫人为新房刷的油漆。”

当娜将四壁刷成蓝色后，仿佛意犹未尽，又在四周的墙壁上，补上了几个五角星一样的东西，当娜问我：“这是什么？”我看不出像什么，摇摇头。当娜说：“如果你看到的是一片海洋，那么，这就是海洋中的海星；如果你看到的是一片天空，这就是天空中的星星。孩子是最有想象力的，我们要给她们留下想象的空间。”

房间里并排放着两张小床，是为了方便安娜和艾薇塔两姊妹交流。

靠窗的地方放着一张书桌，安娜在这里看书，外面的春花秋月，春燕秋雁都将尽收眼底。客厅正面的墙上，挂着媒体使用过多次的照片：安娜穿着裙子，扎着蝴蝶结，像一位矜持的小公主。旁边还挂着一张安娜一岁时与我的合影照片。

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个迟归的女儿，贺绍强辞去了在外州薪酬丰厚的工作，在格雷牧师的教堂里找了一份保洁工作。虽然收入大幅度地缩了水，但贺绍强想，这里离家近，且是弹性工作时间，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与女儿在一起，弥补上这么多年来亏欠她的父爱。

小家伙终于回家了。我们抗战了八年，等待了八年，一心只为这一天。所以，女儿的回来，我们也像取得了抗战胜利一样高兴。

我牵着安娜的手，在家里边走边给她介绍，特别是在专门为她准备的房间里，我介绍得更加仔细，我说：“为什么墙壁涂上蓝色？因为你喜欢蓝色，蓝色代表天空、海洋，喜欢蓝色的人，心胸也像天空一样宽广。为什么将你的小床与妹妹的床并列放着呢？是为了让你们两姐妹多交流。”

不知是我的英语太蹩脚了，或者我的表述让人听起来艰涩，安娜瞪着一双大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我，那神态，绝不是一位女儿在看自己久别重逢的母亲，完全像一个小孩在看一个陌生的传教士。我的心禁不住发紧。

然而，让我心里真正发紧发痛的事，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发生了。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