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十七条罪状3

我记得基金会成立大会很低调，没有打广告，没有拉横幅，但含金量却不少，因为那天当地电视台、ABC、CBS、NBC、FOX和《中南商报》等媒体记者们，都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全方位的报道。除了记者们，孟菲斯的华人协会大联盟、孟菲斯印度人协会、韩国人协会、穆斯林协会、孟菲斯市政府多元文化办公室的人员，都莅临会议，并对贺家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

更令我们动容的是，祖国一直没有忘掉，更没有遗弃她远在他乡异国的儿女。丘得斯的判决出来后，CCTV英语频道“对话”节目，就安娜案进行了专题辩论；《环球》2004年12期至15期，分四次长篇报道了安娜案，文章立场鲜明地质问：“贺氏夫妇的父母权被剥夺使许多人感到震惊；美国人强调人权，而父母权正是最基本的人权，难道贫穷、条件不好，就没有资格做父母？海外华人纷纷表示，支持贺氏夫妇上诉。”

美国的法院与我们中国大致相似，我们中国的法院，全国一盘棋，分为四个等级：区级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而美国的划分则比较细，就拿田纳西州来说吧，它也分为四个等级，最低一级是有限司法权法庭，专管比较专门或者通常出现的纠纷，如少儿法庭。第二级是中级法庭，第三级就是上诉法庭，其职能是对下级法庭判决不服的案子，进行审核，不知为啥，在二级法庭与三级法庭之间还有一个临时的法庭，叫纪律法庭。第四级就是田纳西州最高法院，这一级的法官称为“大法官”，对上诉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到这一级来继续上诉。话虽这么说，但到这一级来打官司，必须看案子是否重大，是否有一定的影响力，必须经过批准，否则不予受理。

我们决定向田纳西州纪律法庭控告丘得斯。我们就分析过，丘得斯为啥甘愿晚节不保，天亮前流泡屎，作出如此荒唐的判决，很可能田纳西州最高法院里有人在暗中指使。他们可能是这样想的，贺绍强已经控告了前任法官阿里森法官，不可能再控告现任法官丘得斯法官，否则，他会给人一种像得了狂犬病的人，见谁就咬谁，见谁就告谁的不良印象。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公开谴责了法官，向丘得斯叫了板，不告他不符合逻辑。

纪律法庭的法官叫赖利，他在收到我们对丘得斯法官的控告信后，很快就给我们回了信。他在给我们的回信中说，我们提出这个控告是他意料中的事，他还提出若干点质疑。后来，丘得斯对指控也做了回答，一看见丘得斯的回答，让我蓦地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件事。

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写得很快。谁知道第二天上课，她叫我站起来，老师是一个中年女人，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所以脸上从来没有笑脸。她姓熊，背后我们都叫她“熊家婆”。“熊家婆”黑着脸问我，“罗秦，你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为什么对毛主席没有忠心，不自己动脑筋，去抄田小东的作文？”同学们一下子都将目光投向了我，我感到莫名其妙，心儿一阵乱跳，脸儿一阵阵发烧，教室沉寂了好一会儿。还好，田小东站起来了，他怯生生地说：“老师，不是罗秦抄我的作文，是我抄了她的作文，我对不起毛主席。”一桩“冤案”得到了昭雪。赖利法官与丘得斯法官的两封信，内容和遣词几乎完全一致，真不知他们两人，是谁抄袭了谁的？

这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似乎无声地告诉我们，田纳西州纪律法庭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的法官，与丘得斯法官穿的是连裆裤，纵然丘得斯罪孽深重，谁愿意拿自己的兄弟开刀祭旗？

在我的想象中，纪律法庭应该是片净土，不仅是净土，还是一座炼狱。然而，我们却被纪律法庭耍了，我们的心情相当郁闷，一郁闷就想到了“娘家人”。娘家人毕竟和我们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娘家人疼爱自己的儿女，尤其疼爱那些远走异国他乡的儿女们。所以，娘家人将这种大爱，以最高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国家的宪法，第五十条就明确规定：“中国政府保护中国公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于是，我们又给中国大使馆写了求助信。

大使馆很快地回了信，回信的部分内容公布在网上，在孟菲斯萧瑟的秋风中，这犹如一抹阳光照进了华人的心房，犹如一缕春风，吹拂在华人的脸庞上。特别是有些少小离家老大回，在人家的地盘上，受了不少窝囊气的华人，看见自己的祖国保护其公民的强硬态度和决心，也和我们一样热泪盈眶，真真切切地有一种“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爽意。

大使馆的支持，让我们决心将安娜的官司打下去，即打到第三级法庭——田纳西州上诉法庭。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不管是少儿法庭，纪律法庭，还是衡平法庭，整个案子的审理，都没有陪审团，我们曾经要求要陪审团，但是，都被法官拒绝了。

上诉法庭就是不一样，接手安娜上诉案，一出场就有海尔斯、法慕尔和柯比三个法官。三人成众，众就是智慧，就是力量，所以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上诉法庭为什么要派三个法官，会诊于此案，说白了，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很特别，不管谁输谁赢，一旦判决后，都会成为田纳西州的案例法。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官司，如同电脑已经编好程序，再低能的法官，只要一按确认键，便“OK”了。也正是因为这层重要性，官司打到这个级别，双方像在玩扑克牌的“诈金花”，不断地加大筹码。

2005年2月16日，上诉法庭开庭，进行口头辩论。上诉法院的法庭，显然要比衡平法庭气派多了，仅法官的审判桌，就不像衡平法庭，孤零零的只有一张，而是一字儿排开有五张，中间三张向前突出一点，表示为主审法官，法桌的图案由深棕色和黑色两色构成，典雅而沉稳。

海尔斯、法慕尔、柯比三位法官，手扶法桌，正襟危坐，令法庭确实有种庄重严肃的气氛。

确实，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不相信命运，却有点迷信的女人，法庭的严肃气氛并不使我感到紧张，而法庭选择的开庭日期，却在我心里投下了不祥的阴影。2月份，西方人最不喜欢的时间，因为它不吉利，有血光之灾。而2月份，恰恰是中国人的最爱，因为春节几乎都在2月份，举国欢庆，爆竹声声，迎接春姑娘的光临。而美国的法庭却把闹心的审判，统统安排在我们本应开心的时间来进行。比如，2002年2月8日阿里森法官开庭，2004年2月23日丘得斯法官开庭，2005年2月16上诉法庭开庭。

蔡金良、岳东晓与贺绍强，经常讨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我不知这算不算差异性中的小花絮。但，我心里有种预兆，我们获胜的概率，恐怕很小。

上诉法庭辩论后，就应该判决了，判决的方式是投票表决，如果三个法官意见一致，写一份判决书就行。如果二比一，没关系，少数服从多数，无非是在判决书上，附上那一票相反的意见。

但，没想到的是，判决迟迟没有动静。判决没有动静，不等于安娜案无动静，我们的支持者也和我们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审判书的下达，而贝克的支持者不时也跳出来，打几发冷枪，这倒不是要击中我们，而是怕这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冷了场，观众的瞌睡来了，会陆续地散去。

有个叫厄伦·柏利的女记者，4月份就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叫《这是谁家的孩子》的文章，这篇文章不能叫美文，也不能叫奇文，只能叫怪文，怪得来由无稽走向了滑稽。

比如，文章一开始，就给出了这样一个画面：“孟菲斯郊外，一个一居室的公寓，贺家四口与一个婴儿生活在一起，安娜从墙上的照片向外凝视。”

随后，文章将镜头转向贝克家。贝克给了安娜一个穿着大红锦缎的中国玩具娃娃，安娜摇着头跑开了，一个小女孩，为什么不要自己心仪的布娃娃哩？文章解释道：“她，黑眼睛的安娜，渴望着自己能像贝克的女儿那样，长一双蓝眼睛。”

我不知道该表扬厄伦·柏利女士是有敬业精神，还是该谴责她有窥视癖，连我和贺绍强的初次相见，她也进行了描写，不过大大地偏了色：“她寄给贺绍强的相片，在楼梯上，在公园里，在摄影棚罗曼蒂克的灯光里，摆着羞怯的姿势，脸色苍白，一头长长的深色头发，她从一千五百英里外的重庆，来到北京机场，举着一块‘我来接贺绍强’的牌子。”

文章还说，贝克带安娜去加州参加一场聚会，一个中国女人走过来，安娜当时就惊呆了，贝克说：“她害怕中国人。”

厄伦·柏利真有才，结尾时还不忘为我的人生指出了一个肮脏的归宿：“贺太太从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从那个女主人公芳·汀那里得到了鼓舞。芳·汀卖了自己的头发给女儿买裙子，后来当了妓女。”

这篇无稽又滑稽的文章一出笼，还不待我们发声，就遭到了大家的谴责，不少人打电话向《洛杉矶时报》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建议给厄伦·柏利女士休假，让她去疗养，因为她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色盲，否则她可能双目皆盲。

当然，当我们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我们时，还是有很多热心肠的人。张太太就是其中之一。张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台湾人。丈夫在美国做贸易生意，蒙财神爷的关照，他的生意在美国做得顺风顺水。张太太是一名全职太太，我们是在为安娜案捐款中认识的。其实，她与贺绍强都在孟菲斯大学读书，还同上过一门课程，只是平时没有往来而已。张太太为人低调，又有一种小家碧玉的韵味，我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那天，她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并在她家开派对，为我们捐款。我们驾车前去。车一开进社区，我们才恍然大悟，这里相当于北京的海淀区，香港的太平山，住的全是孟菲斯的有钱人。公路两旁是宽阔的草坪和参天大树，别墅与别墅的间距很宽，像棋子散落在一个巨大的绿色棋盘之中。

车开了好一阵，才开到张太太家，看见眼前这巍峨如宫殿般的别墅时，我无语了。我以前看见贝克的别墅时，心中赞叹道，好大的别墅啊！如果用贝克的别墅与张太太家的别墅相比，一句话，小巫见大巫。

我们在焦急中等待，在等待中盼望。结果呢，上诉法庭开庭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燕子在屋檐下筑了窝，生下了小燕子，然后燕子妈妈教小燕子飞翔、觅食。等到小燕子羽翼丰满了，燕子妈妈带着它的小宝宝，啾啾地向我们鸣叫，依依不舍地向我们告别，向南方飞去，因为时令已经到了落叶飘零的秋天。

春去秋来，已经近十个月了，如果是女人，恐怕已生下一个鲜活的生命来了。然而，一纸没有生命的判决书，还没有生下来，还孕育在三位法官大人的肚子里。其间，也有热心的朋友对我们说，他的关系硬，有门道，可以替我们弄到消息。等了几个月后，那位朋友对我们说：“三个法官都像狡猾的狐狸，谈其他事的时候，他们口若悬河，一提到案子的事，嘴里好像马上灌进了高标号的水泥。”

如此一来，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只剩下两个字：等待。

我们在等待中，迎来了2005年的感恩节。感恩节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四，感恩节在美国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节。因为这一天，人们不仅要感谢上帝赐予人类的一切，他们也会回家团圆，这一天的传统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火鸡。每年电视上都会播放总统在白宫赦免一只火鸡的画面，它会被送去动物园，在那里安度晚年。感恩节我们还是准备好好庆祝一番，虽然安娜还没回家，但我们可以在餐桌上摆上她的碗和盘子，因为迎接安娜回家，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另外，这几年三件缠身的官司让我们蹉跎掉了不少大好的光阴，但也让我们结识了一大批才高八斗且真心实意的朋友，如蔡金良、岳东晓、张太太、潘太太、王教授、郭大姐，还有几位美国朋友。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陪我们风里来，雨里去，他们图的什么？图的就是匡扶正义，图的就是彰显人间大爱的真谛。所以，我们准备了食物和酒水，我们要感谢上帝，更要感谢我们身边这批实实在在的朋友。

当然，感恩节不是哪家的专利，我们家过，贝克家也过，可以想象，他们家有安娜在，比我们家过得更快活。

2005年11月23日，感恩节的前一天，贺绍强接到大卫打来的电话，一拿起话筒，贺绍强一声“哈罗”后，迫不及待地向大卫表示节日的祝贺，贺绍强当老师的毛病就是，话一出口就收不了场。接着，贺绍强对他为我们辛勤的付出表达了十分感谢，十二万分感动云云。大卫静静地听着，等贺绍强说完后，他才说话，而且语气十分沉重，他说：“Jack，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贺绍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蒙上了一层霜，大卫接着说：“不好的一面是，上诉法庭维持了丘得斯法官的原判。好的一面是有一位女法官表示了反对意见，这就是说，她的反对意见将附在判决书上，这对我们向最高法院申请上诉很有利。”

大卫算是个有心人，他知道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特意赶过来，陪了我们半天。

第二天，我们家的感恩节过得相当沉闷，大家都已经知道上诉法庭的判决结果了，只不过在这种节日气氛中，谁也不愿意站出来捅破这层纸，谁也不愿意像那个童言无忌的小男孩，大声地说一句：“瞧，皇帝没有穿裤子。”所以，大家微笑着相互敬酒，致贺词。但，那种微笑，分明是一种皮笑肉不笑的苦笑。苦笑多了，就会使空气凝固，凝固的空气就会凝固人们的话语，屋子里沉寂了下来，沉寂就让人想到窒息。正好，此时蔡金良说话了，他说：“过了感恩节，很快就要到新年了，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我们每个人说一句最想说的话，让我们共勉。”

蔡金良清清嗓子说：“我先说吧，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该贺绍强说了，他想也不想就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还有两位朋友说了话，表面上看，这些话都是励志的，但弦外之音都是在为我们打气。

不知谁说了一句：“罗秦，你还是来一句吧。”其实，我心里早已经想好了一句话，但该不该把它说出来，我正在犹豫，此话一出，自然增加了我的勇气，我说：“我想说一句我心里的话，不知大家能不能面对它？”

大家看着我，都在点头，好像在说：“没事，你尽管说吧。”

我说：“今天这里的气氛，让我想起了我外公曾经告诉我的两句话，‘出嫁女子哭是笑，落第秀才笑是哭。’我知道，大家知道我们的官司又输了，同情我们心情不好而哭丧着脸。但，今天是过节啊，大家都应该高兴，你们的高兴，就是我们最大的精神力量，我们才有信心将官司进行到底。”说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贺绍强认为我此番言语不妥，他用眼睛瞪着我，几次想打断我的话，但都是欲言又止，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恰恰相反的是，蔡金良带头鼓起掌来。于是，屋里掌声一片，蔡金良说：“罗秦说得对，我们要面对现实。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今天我们应该高兴地喝酒，吃火鸡，权当今天是个誓师会，我们意气风发地迎接新一轮战斗。”你别说，遮着人心的纸捅破了，哽在喉咙的鱼刺吐了出来，大家的心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下子好了起来，顿时屋子里觥筹交错，也有了欢笑声。感恩节我们过得不算很惬意，但还算过得有意义。

感恩节的第二天，我们认真阅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书。判决书是由海尔斯法官执笔的，一共有114页，而丘得斯的判决书，只有72页，当然，这已经够给我们面子了，因为类似这类的案件，不管是衡平法庭也好，上诉法庭也好，一般不会超过20页。

我说上诉法庭比衡平法庭更牛，上一个档次，一点都不是在拍上诉法庭的马屁。事实确实如此。如丘得斯法官的判决，核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故意遗弃女儿，一个是坚决要回女儿避免递解回国，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海尔斯法官就不钻这个死胡同，另辟蹊径，丘得斯的判决，完全是王婆骂街，荤的素的一股脑都端出来。而海尔斯法官的判决，像一个江南女子在和你拉家常，满嘴的吴侬软语，让人觉得无比的惬意。但结论却不中意了，小孩的最佳利益就是继续留在贝克家，对不起，我只有“挥泪斩马谡”了，剥夺贺家的父母权。

我们也清楚，所谓的最佳利益，根本就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可松可紧，最佳利益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海尔斯麻麻扎扎地把那些东西往里面装，我们一时似乎没有看出破绽来，自然也没有回过神来。

还好，正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2005年12月8日，中国大使馆向外发布了一篇新闻稿。

有朋友告诉我们，中国大使馆关注并介入中国公民在美国的民事案件，还是从安娜案开始的。而且介入时间最漫长的也是安娜案。确实如此，从2001年到2006年，五度春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已经换了几茬人，但对于我们这对中国夫妻，为维护自己基本权利，与美国司法界的抗争，中国政府不离不弃，永远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李瑞佑参赞和王亦工秘书以及周倩等相继离开了后，邱学军参赞接替上来，中国大使馆于2005年12月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上诉法庭的判决深表遗憾，并将继续关注安娜案。

新闻稿的主要内容如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闻稿（2005年12月8日）11月23日，美国田纳西州上诉法庭做出判决，维持终止贺绍强夫妇对安娜的父母权的原判决。据了解，贺绍强夫妇已经决定尽快就该案向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邱学军参赞兼总领事，就此发表谈话如下：我们对田纳西州上诉法庭有关安娜抚养权案的结果十分关注，并对此表示遗憾，我们已向贺绍强夫妇表示慰问。父母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安娜应该回到其亲生父母身边，由亲生父母抚养最符合她的最佳利益，理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大使馆对安娜抚养权一案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曾数次向有关法院提出依法公正审理的要求，并多次派出领事官员旁听案件审理。中国大使馆将继续关注这一案件，并根据领事职能为贺家提供必要协助。

邱学军参赞不仅在新闻稿中表明了支持贺家要回抚养权的观点，而且，他不久写信给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信中邱参赞还引用了最高法院柯比法官的反对意见。柯比是上诉法庭的一名女法官，性格温柔，很有淑女范，但海尔斯法官的判决，让她震怒了，震怒得有点怒发冲冠。她在反对意见中写道：“贺家没有去探望安娜，但是他们选择到少儿法庭申请把全部抚养权从贝克手中拿回来。四个月中，他们不知疲劳地穿梭于法庭之间，就是为获得一个完整的抚养权。因此，他们没有去探望的过失，哪能说是蓄意的呢？”她驳斥道：“这明明白白是错的。”她反嘲：“这是什么逻辑，这怎么说得通呢？”

自古华山一条路，我们决定向田纳西州最高法院上诉了。

我们的上诉，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决定的。毛主席说过，美国人如果讲理了，那是他们没有办法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丘得斯法官蛮横、粗鲁的态度相比，海尔斯开始讲理了。他悄悄地替丘得斯拭屁股，对我们的判决又和颜悦色，一副小区居委会主任的口气。这就是理性的表现，再有平时都在一个屋檐下共事的柯比女士，这个案子居然引起了她如此强烈的反弹，海尔斯不得不引起深思。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中国大使馆邱参赞的长信，口气很平和，态度很强硬，在司法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海尔斯，难道他还不心知肚明？不管美国人有没有办法，上述的原因迫使他们讲理，法庭一讲理，我们就有转机。

在美国，不管是州最高法院还是联邦最高法院，要想把官司打到他们那里去，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主要职能，不是纠正案件的错误，而是为了解决有重大意义的法律问题。所以，要上诉到这个法庭，不是一种权利，而必须提出申请，要列出需要高院解决的问题，看他们该不该受理，否则，他们就会拒绝受理。

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4月25日，我们是在黄叶萧落的时候寄出上诉文件的，而我们收到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回复，已经是“梨花落，春入泥”的时候。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我们家的上诉，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上诉方我们贺家，以及支持上诉方的所有文件，必须在8月7日前上交到法庭；应诉方及支持者的文件，必须在9月8日前提交给法庭；法庭辩论定在2006年10月4日。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