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十七条罪状1

法庭即是一个舞台，有人谢幕而去，就有人闪亮登场。实事求是地说，安娜案原本是一件寻常的抚养权案，但由于人为因素的干预，使其变得扑朔迷离，疑窦丛生，由一桩寻常的案子变成了非常的案子。时空上都有很大的延伸。按照美国的法律，儿童抚养权的审理期，不得超过两年，而安娜的案子已经拖了四年之久。另外，由于媒体多次的报道，安娜案在孟菲斯，甚至在美国已经闹得风生水起，而在国内央视的英语频道、《环球时报》也进行了报道，国内的同胞，也向我们传递着关心和支持。岳东晓还发挥互联网全天候的优势，美国人下线了，欧洲人接上来，欧洲人下线了，亚洲人接上来，安娜案在世界五大洲都接上了地气。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田纳西州的首席大法官沃特特别重视这个案子，他钦定了当地一名资深的巡回法庭的法官来接手这个案子，这个资深法官就是罗伯特·丘得斯。毫无疑问，丘得斯肯定是阿里森法官的升级版，比阿里森法官更牛，更有人气。丘得斯法官时年五十六岁，育有一子，同样毕业于孟菲斯大学法学院。他身材瘦高，脸型颀长，两颊瘦削，戴一副无框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深凹而又深邃的眼睛。也许是对工作殚精竭虑的缘故，五十六岁满头金发中冒出来不少的银丝，使人很容易想起秋天的金菊和银菊。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丘得斯法官在孟菲斯的口碑极好，媒体对他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丘得斯在巡回法官的位子上坐了二十年，他一直保持着一个特殊的习惯，不爱社交，尤其不爱和司法圈内的交往，有种独善其身的味道。因此，他在断案的时候，就可以不受关系网的干扰。所以，孟菲斯有个老太太，给贺绍强打电话说：“丘得斯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官，你碰上他是你们的福分。祝贺你，准备迎接你的女儿回家吧。”

丘得斯接任后，他宣布：安娜的案子2004年2月23日开庭。

早在2003年12月，阿里森就谢幕了，丘得斯就登台了，但为啥要将庭审推迟五个月呢？丘得斯肯定不会打无准备之仗，他知道，这件原本很平常的抚养权案，经过几年的发酵，已经冲出美国，走向世界了。

当全世界把目光聚焦于一个案子的时候，这个案子就不单单是个案子了，必然有了新的内涵。因此，安娜案就不一般了，就有了关乎中美两国文化差异，以及美国在这方面的现有法律是否符合公平公正的天平原则等重大命题。

所以，这个案子丘得斯宣布，不要陪审团，因为没有陪审团，丘得斯的判决无异于一道圣旨，将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被写进历史，这也将决定他在孟菲斯司法界的威望和地位，怎么也不能掉以轻心。

2004年2月23日，孟菲斯还春寒料峭，天色阴沉沉的，给开庭平添了点肃穆和莫测的气氛。

开庭前的一个小插曲，就足以显现出法官的智睿。按照田纳西州法规，小孩收养案的资料是保密的，这是为了维护小孩的利益，谁泄露了收养文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所以，开审前，丘得斯依法下了道命令，

整个安娜的审理都闭门进行，不准媒体进入，更不准媒体长枪短炮地摄像照相。

这本来是一条有法可依的决定，但丘得斯一出口，像捅到了一个马蜂窝，守候在法庭外的记者们，顿时炸开了锅。媒体记者是什么人？当然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下三烂的狗仔队，记者是无冕之王，享有极大的采访权，莫说你一桩民事案的庭审，就是两伊战争打得如火如荼，让子弹飞的时候，他们依然在枪林弹雨中从容地进行采访。

记者们马上找来律师，出面与丘得斯谈判。律师对丘得斯法官说： “法官大人，这个案子早已越过千山万水，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了，既然公众都关注这个案子，按照美国新闻法的通例，公众就有知情权。你现在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怎么报道这个案子，怎么向公众交代？”

丘得斯法官听了后，表情很平静，声音也很平和地说：“我是依法行事，采访是你们的合法权利，我允许媒体进入采访，但庭内只能架一台摄像机。”

丘得斯让步了，但让步是有法律依据的，即便将来出了天大的纰漏，板子也不会打在他的屁股上。而记者们在庭外通过各自的终端，就能观看到审判的全过程，写稿、发邮件都可以进行，自然也感到非常满意。

因为我是安娜的母亲，又是女士，享受双重的优先权，最先由我出庭作证。要说我的英语，平时还可以凑合，但在这种场合下，如果一句英语词不达意，便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请求了翻译。帕瑞习也许想一开始抢占先机，马上发难，说给我翻译的人翻译水平肤浅，容易造成歧义。

帕瑞习正准备好先秀一把的时候，丘得斯法官轻敲法槌，打断了帕瑞习的话，说：“反对。”并盯着帕瑞习问，“你曾经说过，贺太太像一只动物，你难道不为你的话而羞愧吗？”帕瑞习做梦也没有料到，丘得斯法官的第一拳会打在自己的脸上。但帕瑞习毕竟是帕瑞习，阴沟里面他绝不会翻船，否则，他胸前飘扬的那条红色的领带，就不会如火焰般的鲜艳。他对法官礼貌地点点头说：“看来是媒体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贺太太有保护自己幼子的动物本能，这句话应该没问题。”庭审开始不久，丘得斯就露出了刚直不阿的法官特质。这让我十分感动，也让我增强了勇气。因为除了丘得斯的公正外，还有法庭内我们的支持者。那天中国大使馆派出了周倩和另外一名官员，前来观察庭审的情况，还有韩国社团代表，《世界日报》的记者等都在场。当然更多的是华人，他们坐在旁听席上，黑压压一片，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着黄丝带，他们把热情的目光投在我的身上，使我热血沸腾，情绪激昂。

因为情绪激昂，我忘了我是在美国的法庭上作证，好像自己是在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我想起了春节那天在沃尔玛超市那伤心的一幕，我的孩子被贝克一把拎起来，像拎一只小鸡，然后死死地抱在怀里，临走的时候，还用风衣捂着小孩的头，不让她再看她的母亲一眼。

孩子在他的眼里，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蜕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一只宠物。

想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潸然泪下，我用哽咽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法官讲了一个故事，我说：“在中国有一位聪明的法官，他的名字叫包拯，他以判案公正而著名。一天来了两位妇女，她们哭着说这个襁褓中的婴儿是她们的。因为婴儿太小，不会说话，这可难着了法官大人，后来还是他聪明的妻子告诉了他一个办法。法官来到大厅对那两位妇女说：‘你们俩现在来抢这个小孩吧，谁抢到小孩就归谁。’那两位妇女就真的抢起来了。正抢得小孩大哭起来时，一位母亲放手了，另外一位高兴地说小孩是她的。法官却告诉她，这个小孩不是她的，是另外一位母亲的，因为看见自己的小孩受到伤害，只有亲生母亲才会放手。最后小孩回到了亲生母亲身边。”最后我说：“有时，我真的很矛盾，如果安娜真的很幸福，我也曾经考虑过放弃。”

我用真情感动了大家，翻译王莹一边翻译，一边哭，她几乎是哭着翻译完这个故事的。法庭里一片叹息之声。久经沙场的丘得斯法官，也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他表情严肃，低着头，敲打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做记录。美国人就是这个德行，他要是“油”起来的时候，即使被抓进了局子，嘴上也是骂骂咧咧的，一脸的无赖相；他要是认真起来，简直就是一根筋。我们第一天的庭审，从上午九点一直拖到晚上十点半，丘得斯法官一再说：“宁愿晚点，把情况多了解点。”我和贺绍强倒无所谓，因为他的性骚扰案还拖到过零点的，但法庭里那些挨不住的人，早已撤退了。即便留下来的人，有的也是哈欠连天了。但大家不得不佩服丘得斯法官的敬业精神。我们从丘得斯法官的敬业精神，解读到他为我们伸张正义的机会来了。

我们说丘得斯有强烈的敬业精神，此话也对，也不对。在美国打官司请律师是要付费的，当然，像由法庭给我们指派的律师索沙门，以及自愿来帮我们的大卫除外。而且还要根据律师的知名度，社会影响力的大小，按小时计算，少则每小时几十美元，多则数百美元。所以，律师们巴不得每个案子，都像山鲁佐德给萨桑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讲它个一千零一夜。既然律师们实行的是计时工资制，那么法官也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丘得斯法官敬业精神的原因了，这样，我们也就会对一件简单的民事案，居然审理了整整九天，不感到诧异了。

唯独第六天庭审的场景，迄今我还记忆犹新。

第六天出庭作证的是慕伦女士，她是阿里森法官指定的安娜的监护人，慕伦女士四十多岁，白人，她块头很大，一双小眼睛镶嵌在她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让我想起泥鳅来。她说话细声细气，做事慢条斯理，她的证词主要阐述两个问题，贺家的状况以及安娜的状况。在谈到贺家的现状时，慕伦女士非常肯定地告诉丘得斯法官：“我没有发现贺家有什么问题，而且两个孩子都带得非常好。有人给贺家建议，既然你们有了一对宝贝，对安娜你们完全可以放弃，但是事实是他们并没有放弃。”

帕瑞习反诘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建议法庭做出判决，让贺家交出安娜的护照？”

“我怕他们带着安娜逃跑。”慕伦女士回答说，然后，她停顿了片刻，像是在酝酿一种气氛，或在寻找一种感情，她细声细气地接着说：“有一个中国人写的，在美国出版的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也是我建议扣押安娜护照的主要原因。这本书叫《中国遗失的女儿们》。这本书说，中国女孩子的社会地位特别低下，出生后受到性别歧视，小女孩从小就缠足，让她们的心灵和肉体遭受极大的痛苦，许多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她们从小就干家务活，但她们连吃饭都没有上饭桌的权利……”

很明显，慕伦女士的声音有些发涩了：“我还记得书中有一首在中国南方地区流传的童谣：丫头丫头，背个背篼，割草草，喂牛牛，牛牛长大了，丫头出嫁了，牛牛出力吃草草，丫头出力吃不饱。”慕伦女士说不下去了，因为她的眼中泛着泪光。其实，她也用不着说下去了，她的话已经得出了结论：中国像一团邪火，为什么还要让安娜这只美丽的飞蛾去扑火？

贺绍强举手了，在得到丘得斯法官的同意后，他要对慕伦女士的话进行驳斥，说驳斥言重了点，因为不知者不为过。只不过在安娜这件事上，她犯了一个偏听偏信的错误。

贺绍强也好久没有过教授的瘾了，这次逮住了机会，当然要好好地露一手。贺绍强说：“首先，我和我妻子，要感谢慕伦女士，尽管她现在对安娜回到我们身边还持反对态度，但她是一个胸襟宽广的人，一个尊重真相的人，假如我们大家都尊重真相，安娜的案子不至于拖到猴年马月。”说到这里，贺绍强用目光扫描了一遍法庭，好像在说一句潜台词：

“真相不是青楼女子，不容嫖客调戏。”

然后，贺绍强清清嗓子，将目光投向慕伦女士，和颜悦色地说：“亲爱的慕伦女士，你凭借一本书来定乾坤，确实叫失之偏颇。第一，这本书犯了时代的错误，比如书中说的缠足，自从民国政府提倡新生活后，女孩就严禁缠足，更别说现在了。第二，那本书犯了个地域的错误，中国遥远的边远山区，个别落后的状况还是存在。这不奇怪，现在科技如此发达了，但美国的原住民族，仍然保留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习俗。第三，这本书是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允许虚构夸张，怎么能用来作定性的依据呢？比如，美国有部电影叫《第一女儿》，讲了美国总统女儿的浪漫爱情故事，试问，联邦调查局看过电影后，会不会派人去调查，到底是哪位总统的女儿？她泄没泄露白宫的机密？”

贺绍强的举例反证，竟引起了法庭的笑声，等笑声停止后，他才语重心长地接着说：“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还是很尊重女性的。我们的家乡湖南，将自己的妻子叫堂客，堂客是啥意思，就是我家那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尊贵客人，而不是佣人。还有南方一带，若家里生了女儿，再穷的家庭，也要为女儿窖一坛酒在地下，这种酒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女儿红’。待女儿出嫁时，便把‘女儿红’挖出来，和嫁妆一起抬到婆家去，祝愿女儿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因为那坛酒酿造着女儿十八年的好梦。”大家还在江南女子出嫁那诗情画意的景象中流连的时候，贺绍强的发言却戛然而止了，但余韵犹在，他几乎给每人都送上了一杯“女儿红”，让大家自己去品味“女儿红”的芳香。

然而，有一个人对品味“女儿红”没有兴趣，此人就是我们的律师大卫。大卫当初自愿接手我们这个案子时，他有两种思想，一种思想很正义，就是想还事实一个真相，还我们一个公道；二是思想很单纯，以为这个案子完全可以打一场闪电战，就像当年德国人以为三个月可以拿下苏联，赶到莫斯科去过圣诞节一样，结果是闪电战变成了持久战，最终还是让苏联人将自己的国旗，插到了柏林国会大厦的楼顶上。

加之，一开始大卫主张采取绥靖政策，但绥靖政策并没有唤醒法官和贝克夫妇的良知和同情心，反而使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被动，因此，大卫觉得很过意不去，很对不起我们。

大卫一心扑在工作上，想以此来对我们进行补偿。大卫的工作态度，完全可以用上我们那句传承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头发都花白了，而且越发地稀少，几乎都秃顶了。大卫有两个孩子，由于他的经济状况不佳，一家人还租住在公寓楼里。郁闷的是，由于他不分昼夜地围着安娜案子转，得罪了前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老板，两个“山”字重起，被炒了鱿鱼，而他再供职的律师事务所的老板，也对他颇有微词。

在开庭的九天里，有时他跟我们一起吃盒饭，有时他就一块面包，一瓶矿泉水解决问题。他每天夹在腋下的那只公文包，已经破旧不堪了，锃亮的黑色变成乌黑。那天正好赶上他的生日，我特地买了只公文包，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他接过公文包，没有像我们中国人那样，说几句谦让其实有点虚伪的话：“怎么好意思，又让你们破费了。”而他咧嘴笑着说：“这包太漂亮了，我早就想有这么一个包，谢谢！”

大卫的大实话，使我心里五味杂陈，钱这东西真是法力无边。正如许多人调侃的那样：“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就拿在美国打官司来说，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哪怕你花了钱，你还心服口服地赞一句：“值，人家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就拿2004年2月23日开庭的案子来说吧，用了整整九天时间，而且，每天还要挑灯夜战。所以，有100多小时的听证都是录在磁带上的，法庭专门雇了两人，进行文字整理和校对，最后整理出来的记录，有数千页，打印装订成册后也有十几本。法庭宣布，庭审记录册，只出售两份。当然，不是法庭不想多售出几份，因为它既不是言情故事，又不是惊悚小说，谁会花钱买来读呢？所以，法庭仅卖两份，要买的也仅两家，我们和贝克。

大卫很认真地对我们说：“Jack，法庭记录一定要买的，如果我是一杆枪的话，法庭记录就是弹药，有了弹药，我才会不停地向对手射击。”

大卫说的是对的，几十个证人，一百多小时的法庭作证，每句话，每个词，你能记得清楚吗？有了法庭记录，白纸黑字，每句话每个词，都记录在案，你要辩论，你要反击，都有根有据的，谁想赖也赖不脱。

贺绍强就有这么个毛病，爱开玩笑，玩笑中又爱冒大话。他对大卫说：“行，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买两份。”一听这话，大卫吃惊地张大嘴巴，大卫诚惶诚恐地将记录账单递给贺绍强，贺绍强一看，这回该他吃惊地张大嘴巴了，账单上清楚地显示：19000美元。我的天，如果按贺绍强夸口买两份的话，这笔钱，当年可以在重庆主城区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就像一枚过河的卒子，只有向前拱的命，决没有后退的可能。蔡金良知道账单这件事后，先是吃惊，又不是基地组织的情报，这么值钱？继而唏嘘，再后就是呼吁，呼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为我们捐款，不能让安娜案子功亏一篑。

许多来自中国的同胞，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解囊，为我们募捐，我们很快向法院交纳了7000美元的预付款，得到了一份法庭记录文件，余下的钱，法庭同意，我们两周后补交。

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我们的律师大卫接到了帕瑞习律师打给他的电话，语气相当客气，好像他们这两个战场的对手，刹那间化干戈为玉帛了，完全忘了他们在法庭上，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残酷场面。

大卫还在纳闷的时候，帕瑞习憋不住了，终于吐出了真言，他在电话中说：“看在我们是同行，也是朋友的分上，请把你们购买的法庭记录，借给我们看看，当然时间不会很长，四五天就归还。”

大卫差点对着话筒“扑哧”一声笑出来，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向高智商的帕瑞习律师，在这关键的事情上，竟是如此的弱智和滑稽。这就像两军在仗打得最猛烈的时候，一方向另一方喊话：“喂，伙计，我们弹药没有了，借几箱给我们吧。”大卫正在想，如何找一句得体的话拒绝他的时候，帕瑞习已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人们都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我们当时为平日里财大气粗的贝克，为何屈尊向我们借法庭记录而不得其解。后来我们才知道，贝克将他的别墅出售，并非是为了逃避我们去索要孩子，而是他的房产生意做亏了，卖了房子还债。更主要的，他看到这一场官司里面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了这个目的，他不惜重金聘请大律师帕瑞习，他的律师费是按照小时计算的，官司打到最后，贝克已经欠帕瑞习100多万美元的律师费。本来，如果这个案子他们赢了，他们可以把故事版权卖给电影公司，收获一笔巨大的收益，贝克可以用这笔钱来支付律师费。

这样他们就可以名利双收了，哪知道，事与愿违。

漫长而紧张的官司，就像一场马拉松，但参赛者就只有两个队，我们和贝克。一路上都是贝克领先，但到了庭审的后期，我们明显领跑了，我们超过了贝克，竭力向胜利的终点冲刺。

有些媒体有个毛病，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雪中送炭。当我们在赛程中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几个媒体关注我们；现在，到了开始最后的冲刺，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即将赢得官司的时候，媒体都围了过来，确实免不了“客走旺家门”的俗气。

2004年3月2日，《纽约时报》用大半个版面专门介绍我们这个官司，题目是《中美文化冲突，一个五岁女孩的抚养权争夺战》。文中还用醒目的大标题写道：“中国夫妇说，法庭被用来绑架我们的女儿。”我认为这句话算是该文的“文眼”。《今日美国》也用头版报道了安娜案，标题是《两个家庭，一个小孩，漫长的五年》。美国《人物》杂志3月29日，还刊登了我们全家福的照片，全家五口悉数登场，只不过安娜是一张由她妹妹捧着的照片，多少让人伤感。伤感的不仅是照片，还有下面的那段文字说明：“一个破碎的家庭，卷入一场复杂的官司之争。”此外，ABC，CNN，CBS等多家媒体，不管其倾向如何，都先后对安娜案进行了采访报道。中文媒体也不甘落后，尤其是香港的凤凰卫视，从纽约专程飞往孟菲斯，对我们进行了采访报道。

在众多的关注安娜的报道中，唯有一篇文章，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雪莉·道宁女士撰写的，发表在当地《孟菲斯商业诉求报》上的，题目为《抚养权案，法官公正睿智》的文章。为什么我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是发表的时间很敏感，2004年4月12日，正是案子总结辩论之日，也就是我们漫长马拉松赛的撞线之时，二是雪莉泼墨如水地写了丘得斯法官的公正和睿智，是个好法官，好法官一定判好案。

所以，文章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我们必胜无疑。所以，我认为文章是一只报春鸟，它向我们报告了春天即将来临的消息。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