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收割》 | 第一部分 初入阿斯马特 7 1957年12月

来自奥茨詹内普村和奥马德塞普村的124 个男人沿着海岸向南边的韦金村划去。皮普和法尼普塔斯知道最近有一些有奇怪的人出现，这些奇怪的人来自大海的另一边，这些奇怪的人利用魔法漂洋过海进入了他们的世界。但在1957 年，他们只将这些漂洋过海来到他们世界中的人看作模糊的幽灵，他们认为这些白人并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这群战士控制着船队保持着与岸边的距离，等他们靠近迪古尔河时天气发生了巨变。低垂的碧黑色云层占据了天空，狂风将大海掀起了巨浪，一场猛烈的冬季风暴降临了。狂风卷起阿拉弗拉海的海水冲向浅滩。独木舟难以承受巨大的海浪，海水从船舷上涌灌进来，男人们再也无力控制平衡，无法继续前进，也阻止不了浪花涌进独木舟。冰冷的倾盆大雨从低沉的乌云中倾盆而下。

在翻滚的碎浪中，他们被迫在海边村庄埃梅内（Emene）停靠。

在纽约，艺术评论家正在庆祝人类的和谐，并认为人类在欣赏爱、游戏、舞蹈和日落上具有共性。而在阿斯马特，即将被传颂为世界上最伟大艺术家的男人们却正拿起矛、弓箭和斧头彼此攻击。在这场冰冷的大雨中，埃梅内村袭击了来自奥马德塞普村和奥茨詹内普村的男人。他们赤身搏斗，呼喊号叫，在泥土里翻滚。这是可怕的，也是光荣的，因为他们是战士。来自奥马德塞普村的男人死亡1 人，来自埃梅内村的男人死亡4 人，来自奥马德塞普村和奥茨詹内普村

的男人们四散逃入了丛林沼泽之中。

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自己的独木舟被人毁掉了。法尼普塔斯带领着大家前往北方，徒步穿越泥地，他们一路战斗着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敌人的地盘。拜永村（Baiyun）一役死亡6 人，其中3 人来自奥马德塞普村，3 人来自拜永村。当他们抵达巴西姆村附近时，奥马德塞普村的男人将矛尖转向了他们的旅伴（来自奥茨詹内普村的男人），计划杀死他们所有人。埃韦里萨斯·比罗基普茨（EverisusBirojipts）当时还是个小孩， 6—7 岁，他亲眼看到了皮普倒下。“父亲，”他边说边盯着这个死了的男人，“我看到皮普的眼睛还睁着，他也许还活着。”

“不，他死了，” 比罗基普茨的父亲说，“别担心。”

皮普的确还活着，3 小时后他站了起来，处理了伤口，朝尤塔河和他自己的家奥茨詹内普村走去。他独身一人快速行走，超过了其他所有人。

每条河的河口都属于上游的村庄。在尤塔河的河口，皮普遇到了他的亲戚，他们立刻划船回到了村庄。皮普向大家控诉了奥马德塞普村人的背叛之举。战士们用赭石和黑灰在整个胸口画上“X”字样，在腿脚上画上环，他们头上缠着袋貂皮头带和凤头鹦鹉羽毛，鼻子上穿着刻成野猪獠牙形状的贝壳，这能给他们带来力量。为了克服心中的恐惧，他们希望将自己武装得更加凶猛。他们变成了丛林里的野兽——食果实者、食人者。在门户里，他们整晚敲鼓唱歌反复喊叫，汗水如瀑从胸膛、手臂和腿上流下。门户里充满了他们的体味，这种体味又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力量和勇气。他们舞蹈、叫喊、号叫，将自己推向无惧的极限。他们拿着弓箭和长矛跳舞，有些笔直的长矛带有1 英寸（2.54 厘米）长的倒刺，有些矛尖分了6 个小叉，有些矛尖可以断在猎物的体内。黎明之前，他们将盾牌聚集起来——6 英尺（1.82 米）长的盾牌精细雕刻着森林、猎头、果蝠、野猪獠牙和螳螂的符号——每张盾牌顶上都刻着一个人类阳具形状的凸起。

他们带上石灰粉，将它们扔向空中提升士气。他们看起来就像丛林里的野生生物。20 条独木舟上的200 个男人在晨光中沉默地顺尤塔河而下，航行至狭窄、水流紊乱的河口等待。

阿斯马特能做到如此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实在难得。居住在像亚马逊丛林这种地方的人不易于与现代人接触倒还能理解，毕竟，那里是亚马逊河上游1 000 里的支流流域。但阿斯马特的情况大不相同。

他们就在海边，河流是他们的主要交通通道，欧洲人在此处航行了数个世纪。葡萄牙人早在1526 年就接触了这个区域，西班牙人在几年之后也抵达过这里。1595 年，荷兰为了保护辣椒供应运输通道，向摩鹿加群岛（Moluccas）——阿斯马特以北900 英里（1 440 公里）的地方——派出了远征军。很快，他们成立了东印度联合公司（UnitedEast Indies Company），开始了长时间的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统治。

但新几内亚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它的海岸闷热潮湿，它的内陆是难以穿越的陡峭山峰和山谷，西南海岸更是如此。事实上，它保持不受政府控制的时间比世界上除南极洲以外的其他任何海岸都要长。

阿斯马特不生长庄稼，那里的土地无法滋养可供蓄养或狩猎的大型哺乳动物。阿斯马特没有任何矿产资源，这里的水太浅且受潮水影响极大，一般船只航行非常困难。这里似乎从未被征服，当扬·卡斯滕斯（Jan Carstenz）于1623 年在这里登陆时，当地土著未发出警告就袭击了他们。加文·苏特（Gavin Souter）曾在他的新几内亚历史里这样记录，“将一个男人撕成碎片，用箭和矛刺死了另外8 个人，刺伤了剩下的7 个人”。

1770 年，詹姆斯·库克船长曾在库克河（Cook River）——今天称库蒂河（Kuti River）——下游的入海口处停靠。为保险起见，他派出了两船人前往河流上游探路。在那里，他们与满载阿斯马特人的独木舟相遇。阿斯马特人手持矛和弓箭，笼罩在白色的烟云里。

事实上，这只是阿斯马特人扔出的石灰粉，库克的手下却以为是某种硝烟类武器。下面是一段来自参战船员的回忆：“他们的装备是大约4 英尺（1.21 米）长的普通标枪，由某种芦苇秆做主干，一端装有硬木矛尖。但不寻常的是，他们用来产生火光或烟雾的东西，很像未经警告就发射的手枪或炮散发出的烟雾。难以辨别具体情况，以至于我们船上的船员都认为他们装备了火器。”第一次交锋后，库克的手下战死20 人，阿斯马特人的死亡人数未知。库克认为没必要继续深入，更没必要怂恿他人进去。

1800 年，荷兰政府从东印度联合公司手里接管了印度尼西亚群岛。1 个世纪后，荷兰政府开始了一系列深入巴布亚西南海岸河流上游的侵略行动，但很少与阿斯马特人直接接触。1902 年，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其领土被该岛荷兰领地的马林德（Marind）猎头战士入侵——荷兰人在阿斯马特西南方向150 英里（240 公里）的马老奇（Merauke）成立了一个派出所。荷兰殖民地的首府霍兰迪亚位于阿斯马特北方300 英里（480 公里）处。霍兰迪亚在高山的另一边，那里距离阿斯马特非常遥远，就像坐落在另一个星球。

阿斯马特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怡然自得，这些外人（荷兰人）就像是偶尔路过的鬼神。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点燃战火，大战波及了整个北海岸，以霍兰迪亚的大型美军基地和比亚克（Biak）岛发生的战斗最为惨烈。日本人在阿加茨建立了一个据点，他们曾在那里一天之内杀死了22 个男人，但他们对阿斯马特其他地区的影响很小。

1947 年，荷兰神父赫拉德·泽格瓦德抵达了米米卡（Mimika）地区。

此地位于阿斯马特的西北方，其语言和文化都与阿斯马特大不相同，这里拥有更加坚实的陆地。泽格瓦德隶属传教士兄弟会圣心教（Orderof the Sacred Heart），这个教会自19 世纪末期开始在太平洋区域活动。

圣心教教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虔诚教徒，他们的修行需要自我鞭挞，这种修行方式要用带结的鞭子抽打自己背部。他们除了会说母语荷兰语外，还会拉丁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并遵循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基纳（Thomas Aquinas）和尼采（Nietzsche）的哲学。当年的泽格瓦德28 岁，他拥有人类学家那般的好奇心。为了旅行，他蓄满了肮脏的胡须，将皮肤晒成了深小麦色。他抽起了袋烟，融入了阿斯马特文化，无意中卷入了仪式和猎头袭击行动并把这些仪式和行动记在了日记里（从没有白人见过这些）。

猎头袭击可能发生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村庄随时都在变动，更大、更强的村庄会摧毁更弱小的邻居以占有他们的猎场、渔场和西米采集地来扩张领土。战士们面对面的肉搏并不常见。当交战双方村庄的男人们坐着独木舟在河上相遇时，他们会隔水咒骂，辱骂敌人的妻子和女人。他们拉弓把箭射向敌人头顶或射入水中，向对方扔石灰粉。但如果他们发现双方势均力敌，就不会真正搏斗而选择离开。

更受青睐的做法是，在村庄里埋伏或袭击某个运气不好的在开阔地被抓的流浪男人、女人和小孩。整个村庄的男人为了安全，通常会集体打鱼或集体去丛林收集西米。战士们会在人们干活场所的上下游封锁交通，其他人会陪同女人们进入森林收获西米。当然，这必然导致老人和孩子孤立无援，他们也时常成为被狩猎的对象。

也有一些人在交战双方的村庄中都有血缘或亲戚关系。如来自奥马德塞普村的法尼普塔斯，他就可以在两个村庄间安全通行，被当作客人一样对待。村庄之间通过联姻生子或杀人取名这样的行为通常会让他们的后代产生一些相互联系。但在现实生活中，阿斯马特人的机会主义和骗子行径显露无遗。有时，这些拜访者会在睡梦中被杀；有时，他们会在收到礼物后在离开时被杀；或者，像去韦金村旅行那样，他们被引诱到旅途中当作猎物被杀。

与仪式相关的村庄伏击是为了恢复对立世界的新秩序。仪式包括制造一根用红树林枝条雕成的复杂木柱，这种柱子可高20 英尺（6米），被称为比西柱。每根柱子上都雕刻了一列上下堆叠的祖先头像，雕在柱子上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柱子的基座上刻着独木舟、蛇和鳄鱼的图案，顶上的凸起部分刻着猎头符号。这些柱子栩栩如生，通常具有性暗示意味，令人难忘。

对阿斯马特人来说，祖先文化渗透于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雕刻祖先的符号是生者纪念祖先的标志，以说明祖先的死，生者并未忘却。生者有为他们复仇的责任，如果复仇不能完成，生者将受到惩罚。比西这个词来自“mbiu”（死者的精神或灵魂）。与其他物品相比，比西柱更能充当死者的化身，死者的灵魂寄居其中。柱子既是祖先存在的标志，也是复仇者责任的提醒。柱子既拥有阴茎也拥有阴道，这是繁殖力的标志。由生入死、由死入生，这是一个统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对立两面。

萨凡坐落在阿斯马特的西方，那是他们祖先灵魂的家园。阿斯马特人在阿斯马特出生、生活、死亡。之后，他们进入尘世的第二层世界，类似地狱边缘。为了穿越这层世界到达萨凡，他们需要生者的帮助。他们必须进行持续7 个月的比西庆祝仪式，这个仪式是以战士攻击丛林里的一棵红树林树木开始的（就像攻击人的方式。他们先是呼喊着用箭矢射树，然后将树砍倒带回村庄，就像在战斗中带回自己猎杀的人那样）。只有大人物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仪式。

因为，做这样的仪式必须为雕刻匠提供食物，主持这样的宴会也需要大量的食物。而这些条件，非一般人可以做到。

比西柱完工后，通常会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事件。这样大仇得报，新的平衡得以恢复。人们获取了新的人头（能滋养年轻男人成长的新种子），并将受害者的鲜血擦抹到比西柱上。在宴会和比西庆祝仪式的尾期，比西柱上的灵魂得到祭祀，它们可以回归并给生者提供帮助。村民们接着开始发生性行为，比西柱则被留在西米地里任其腐烂以给西米施肥。如果不举行比西庆祝仪式，就不能唤起人们的追忆，不能获取新的人头，生命和幸福也就不能从祖先的世界流入人间。

偷袭经常发生在黎明前。经过整晚的策划后，偷袭一方通常分为三组组合进攻：领导者发号施令、弓箭手展开袭击、战士用矛和盾执行杀戮。战士们乘坐独木舟尽可能地靠近敌方村庄并将其围起。

领导组全都是年长、受人尊敬的战士，他们压住阵脚进行指挥。弓箭手匍匐爬到村庄与河流之间的区域。矛手跟在弓箭手的后面，介于村庄与丛林之间，因为所有阿斯马特房子都藏有后门。

一个袭击者发出声响。

“谁？”房子里的某人回应道。

“你的丈夫，修鲁村！”袭击者回答，报出了自己村庄的名字。

然后，场面一片混乱，妇孺试图逃进丛林或者乘舟逃走。有时，他们会得到宽恕——如果袭击一方缺少女人，袭击者会将她们掠走成为自己的妻子，孩子则被收养起来。袭击者一旦制伏一个受害者，就会推倒并对其殴打。受害者的头部会受到特别关注。袭击者会大声呼喊，“我的头，我赢来的头！”如果袭击者不知道受害者的名字，他们会问出受害者的名字。最好的情况是，在时间充裕的条件下，受害者不会被立刻杀死。袭击者会将他们带回独木舟，迫使他坐下并将他们的双手和胸口绑着悬挂在一根柱子上。

袭击者会在河流交汇处或河湾处将受害者斩首（有时，行刑者甚至是女人——伟大猎头人的妻子也会因此而变得伟大）。回村后，他们将吹响号角，继续举行庆典和宴会。

荷兰神父泽格瓦德在1947 年抵达米米卡地区时，这样的事情在阿斯马特早已司空见惯。1928 年，载着100 个阿斯马特人的10 条独木舟在米米卡地区一个荷兰派出所附近的阿涂卡（Atuka）村登岸。

阿涂卡村人四散而逃，阿斯马特人洗劫了他们的村庄，他们抢走了这里的所有铁制品。他们将阿涂卡村学校的桌椅砸成碎片，抽出了所有的钉子，因为他们可以将这些铁制品当作自己的雕刻工具。到1947 年，阿斯马特的偷袭战愈演愈烈，多达6 000 个阿斯马特人逃出自己的村庄避难。避难者在相邻的米米卡地区落脚，泽格瓦德就是在那里首次遇见了他们。这是一次难民危机，荷兰殖民政府强迫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泽格瓦德和荷兰居民是当地的殖民官员，这次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定期拜访这里的沼泽和河流。

泽格瓦德是纯洁状态下的阿斯马特人的最好的统治者。在那个阿斯马特人首次与欧洲人长期接触的年代，泽格瓦德的文字描述了一幅血腥的画面。“现在，殖民政府中有一种言论趋势试图冲淡阿斯马特文化中存在的暴力，”他写道，“我频繁地感受到政府官员对阿斯马特的‘野蛮故事’持怀疑态度。我不会责怪他们，因为我在粗浅了解阿斯马特文化时，也曾抱有和他们一样的想法。我曾提到过，阿斯马特人是绝佳的演员——他们可以给别人制造良好的印象，将自己伪装起来，暗示情况‘并不真的那么糟糕’。”

“阿斯马特语言，”他继续说，“对于如‘搏斗’、‘争论’、‘争吵’、‘谋杀’、‘猎头’这样的概念拥有丰富的词语。两人之间的任何简单冲突都有可能升级为累及近亲家庭所有成员的大规模冲突。最终，上升到家族矛盾，乃至整个村庄的战争。他们与一个亲近或友好村庄的简单冲突通常会引发大型战争。阿斯马特人用他们可以持有的所有武器战斗：棍棒、弓箭、长矛、船桨等。他们在与亲近或友好村庄的战争冲突中试图维持一种平衡，但在与无关或敌对村庄的战争冲突中则无所不用其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一些例子可以有助于这一事态的阐明：两个修鲁村的男人在一次为了烟草和女人的战斗中被贾索科（Jasokor）村人用箭射杀，之后引起了大规模战争，尤尔村有6 人战死，修鲁村有5 个男人和1 个女人战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 年，两个男人在一次为了女人的争夺中被打死，另一方进行了还击……1952 年有3 个男人在亚马西（Jamasj）村被杀，1953 年3 月也发生了一起3 人谋杀事件，这次谋杀事件正是对1952 年的那次杀戮的报复。有时，这样的战斗会持续数个小时，甚至几天也不中止。”如果一个男人感觉自己被某种方式错误对待了，他会安静地等待复仇，他会耐心等待寻找最合适的机会和杀戮地点。

我在那里作人口普查工作时，阿斯马特人通过儿童进行的复仇模式可用来解释阿斯马特儿童的稀少。我知道1952 年的厄马（Erma）村发生了一次儿童复仇杀戮事件。孩子被杀的原因是他的父母在别人的西米地里采集了西米。被杀孩子的父母之后又对来自约尼（Joni）村的男人进行了复仇，因为他是杀死他们孩子的那个男人的亲戚。

这些冲突（经常会以杀戮为高潮）是家族分裂或村庄单位解体的常见原因。几乎每个门户的历史都始于冲突。

1947—1948 年，泽格瓦德记录了修鲁村“61 起暴力导致的死亡事件”。其中65 名是猎头受害者，受害者的名字被“谋杀者”掠夺。

因此，修鲁村的总人口在这两年期间由675 人下降到了610 人——绝对人数下降了10%，每年的人口呈4% 的下降比例减少。

泽格瓦德计算了修鲁村、尤尔村、阿亚马（Ayam）村、安姆波雷普（Amborep）村和瓦瑟（Warse）村在那两年的平均人口。他推测“阿斯马特地区由于暴力致死导致的人口减少的平均比例大约为每年2%—3%”。这个比例放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极高的数字。即便以美国最著名的谋杀之都华盛顿特区为例，那几年的谋杀率也远低于1%。

1952 年，泽格瓦德在修鲁村开设了宅邸，政府很快随之在邻近设立了派出所，并将其命名为阿加茨派出所。政府平定阿斯马特的行动开始了，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花费了超过20 年的时间。

几位政府官员和神父乘坐独木舟或汽艇前往河流的上游，利用鱼钩、斧头和香烟与阿斯马特人接触。阿斯马特人很快就对香烟产生了兴趣并上瘾。对于除了木头、贝壳和产自高地的石头外一无所知的阿斯马特人来说，这些物件是革命性的高科技产品。砍倒西米树（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挖空独木舟，雕刻盾牌、鼓、碗和比西柱，这些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任务均为石器完成。政府官员为他们带去的铁制品颠覆了他们的传统认知，就像当时的美国人首次看见拖拉机一般。

白人虽然人数稀少，但他们却拥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影响力。他们到达了这个地方，接触了这个民族。阿斯马特人认为，他们的世界由纯粹的物理世界（丛林、河流、天空、大地、他们自己）组成。

对大多数阿斯马特人而言，这就是他们的村庄、狩猎场、采集场，任何邻近村庄和他们的战争领土。他们所见一切即他们的宇宙。任何有形之物（tangible immediacy）以外的东西一定来自灵界——这是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解释。灵无处不在，它们总是嫉妒生者，总想回来制造麻烦。如果村庄里死了人，女人们会在泥里打滚，用泥包裹全身，这样死者的灵魂就无法闻到她们，故而无法找到她们。阿斯马特人认为飞机是灵魂之舟，白人是超生命体。他们来自海那边的大陆，是来自鬼神之地的神秘人物。这些陌生人的到访意味着转世灵魂的入侵，这些灵魂的祖先总想回来侵犯生者。阿斯马特人带着恐惧和敌意迎接他们，为了压制和吓退这些入侵的灵，他们拿起矛、弓箭和头骨。他们认为，也许这些灵看到自己被挖空的头骨时会感到恐惧。

这些新来的超生命体白人还很富有，他们带来的铁钉和铁斧是令阿斯马特人瞠目的奇迹。它们由阿斯马特人从未见过的最珍稀最有价值的原料制成。这些白人还拥有全铁制成的轮船，令人无法想象。

这些携带奇迹制品的生物真是富有！他们拥有令人敬畏的力量。

对阿斯马特人来说，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妻子神圣且不容侵犯。

通奸行为通常会导致冲突爆发，甚至导致村庄的分裂。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也会产生“Papisj”行为——男性伴侣之间分享妻子。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具有破坏性，可以吓坏那些外来的灵，将它们赶回萨凡。阿斯马特的村庄通常会在紧张局势下发生“Papisj”行为。那些年代，神父或政府官员的到访也会促使他们开展大规模的性伴侣交换行为。

1955 年，泽格瓦德搬回了马老奇，荷兰神父科尔内留斯·“克斯”·范克塞尔（Cornelius·“Kees”·VanKessel）接替了他的工作。

范克塞尔身材高瘦、脸形窄长，留着一把乱胡子。他有很严重的旅游癖，他从7 岁起就梦想成为一名传教士。12 岁时，他进入了神学院，1947 年他被派往新几内亚。8 年后，他被派往阿斯马特南部的阿奇村，那是当地最为强大也最为暴力的村庄之一。

“使团一行并未调用动力船，”他在一份未发表的回忆录里写道，“所有的行李都装在10 艘独木舟里。丛林的消息传得很快：在锡雷奇（Siretsj）河，我们得到了阿奇村所有头领的全程陪同。在靠近村庄时，这支大船队根据阿斯马特的传统进行了特殊编队——除了船桨安静的划水声外，没人发出任何声响。当船队靠近村庄时，一名领唱者开始吟唱一首庄严的歌，然后，歌声被整个船队的齐声呼喊打断，村庄也作出了呼声回应。当我们来到房子前时，那里的女人们将石灰粉扔向了空中。”

范克塞尔在这里建了一栋房子，他乘坐独木舟在各条河流间旅行，确保货运的畅通。当然，他也学会了这里的语言。“我在每个村庄会留下一两把斧头，但在阿奇村我发了上百把斧头……每天，为了平息村民对小刀、砍刀、刀片、鱼钩和烟草的渴望，我不得不和他们交换其他食物及艺术品！”

范克塞尔不同于普通人，他野心巨大但也极度虔诚。他的虔诚信仰建立在“人们善良、世界和生活美好且充满了奇迹”、“上帝平和充满博爱，能忍受人类的古怪和不完美”这样的理念上，他毫不含糊地相信天堂。他喜欢香烟，他在荷兰的家人一直为他供应他最喜爱的荷兰拉巴斯牌香烟。他认为宗教信仰不能被强迫，他会耐心地劝人皈依。他渴望了解阿斯马特人，所以他与他们交谈，与他们同食同睡，逐步向他们介绍自己信仰的上帝。他的形象引人注目，这个身材瘦长的白人常穿短裤和帆布鞋，留着狂野的胡子，嘴上叼着一支香烟。他经常会在胸口、腿脚上画上白色和赭红色的条带，胡子上粘着白色羽毛，有时会在额头上绑上袋貂皮头带。他具有自由、乐观的精神。因为这点，阿斯马特人喜爱他；也因为这点，他的上司不信任并排挤他。他与上司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他对权力感到焦躁，只喜欢畅快直言。圣心教的档案里充斥着大堆他的上司们留下的信件，他们都试图驯服这个难以束缚的孩子。他因未能足够快地施洗足够多的阿斯马特人而受到过训诫，因直言不讳及不服从荷兰官员的命令受到过训诫。他认为那些官员对阿斯马特的现实和文化一无所知。

理想情况下，范克塞尔能做个好神父。但在现实中，他还是个乐观主义的多情种。多年后，他坠入爱河，辞去神职而结婚。不过，他仍与教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的信仰从未消退。范克塞尔与他的上级之间的分歧在迈克尔失踪后更严重了。

渐渐地，传教士们开始将巴布亚教友安插进村庄当传教员。这些传教员开始向阿斯马特人传导基督教的知识，并向教会和政府报告阿斯马特人的猎头袭击。针对传教士们的活动，不同村庄对其接受程度各不相同，奥茨詹内普村就对这样的活动非常抵触。这个村庄与外来者的初次接触就曾非常不顺。1953 年10 月，一群印度尼西亚的鳄鱼猎人雇用了奥马德塞普村村民作为向导，袭击了一群在尤塔（Ewat）河口附近捕鱼的奥茨詹内普村的女人。这些猎人杀死了6个女人和2 个小孩，其中4 人遭枪击致死——这是奥茨詹内普村与他者的第一次接触，还是与携带火器的他者。荷兰官员埃布F. R. J. 林克·扬森（F. R. J. Eibrink Jansen）曾在1955 年抵达奥茨詹内普村调查这起杀人事件。实际上，这却引起了一场经典的文化误会。虽然埃布林克·扬森是为伸张正义而来，但他首次与奥茨詹内普村的正面接触就带来了全副武装的巡警队，还有一群来自奥马德塞普村的战士。出现在奥茨詹内普村男人眼前的是一群携带着武器的荷兰白人，还有奥马德塞普村的敌人，他们被吓坏了。巡警在狭窄的河道里被几百名尖叫着扔石灰粉和全副武装的奥茨詹内普村的战士重重包围。埃布林克·扬森决定后撤。“我本可以将他们全部杀死，”

第二天他告诉范克塞尔，“但如果这样，我会伤到几十个无辜的百姓，因此，我很快下达了撤退令。”

两个月后，范克塞尔首次访问了奥茨詹内普村。“我们受到了最诚挚的欢迎，但紧接着，我们被解除了武装。”他在1956 年4 月15 日再次拜访了奥茨詹内普村，“我们又受到了诚挚的欢迎”。他留下了两个传道员，但他们在24 小时后就逃走了。“村民们热衷于传道员带去的烟草，传道员误以为这是一种恶意，落荒而逃！”

席卷阿斯马特的大杀戮仍在继续。1956 年9 月，奥马德塞普村人杀死了奥茨詹内普村的4 个人，将未能复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了10 个。

范克塞尔去了安姆波雷普村，发现这个村庄刚“击退过一次贾索科村和凯莫（Kaimo）村的袭击”。 范克塞尔赶往贾索科村，发现村庄里除了他的两个传道员外空无一人，“传道员简明扼要地告诉我，‘这里的村民刚离开，前往偷袭达门（Damen）村。’我又匆忙赶往达门村，但为时已晚：这里的房屋熊熊燃烧，村民们正哀悼死者——8 个男人、8 个女人和8 个孩子死于这场偷袭。死者被贾索科村人带上独木舟载回贾索科村举行庆祝仪式。”

5 月，在阿贾姆村，亚帕（Japaer）村来访的28 个男人和男孩被屠杀，范克塞尔也差点丧命于此。“在划船去往阿贾姆村的河道上，我遭遇了亚帕村船队发出的箭雨。我和3 艘阿奇村人的独木舟一起航行，亚帕村船队在后面追赶我们。我将烟草扔到河里才减缓了追兵的速度（免费的烟草救了我的命）。最后，他们停止了追逐，因为我们靠近了阿贾姆村，那里设有强大的警力，我逃脱了这次惊险的命运。亚帕村人对任何外人都充满了仇意。”

范克塞尔记录了一份与暴力事件相关的清单：1955 年，300 人死亡；1956 年，120 人死亡，包括奥茨詹内普村被奥马德塞普村杀死的4 个人和被巴西姆村杀死的2 个人；1957 年，200 人死亡。这份清单仅统计了南阿斯马特地区。如果加上未能完全统计的死亡人数，这份清单将令人难以想象。

1956 年10 月，一个同事加入了范克塞尔的队伍，他的名字叫许贝特斯·冯·佩吉。冯·佩吉，26 岁，他和范克塞尔一样是最近得到任命的圣心教传教士。冯·佩吉也是从小就有猎奇的野心。他12岁时就想成为神父，他本可以去巴西、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区，但他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新几内亚，希望开启一段新的冒险。

“我听说过那里的故事，”他说，“那里深深吸引着我。”在马老奇学习了4 个月的马来语后，他被上司泽格瓦德派去了阿贾姆村。“阿贾姆村的情况非常糟糕，”他后来这样对我说道（当时，我去荷兰蒂尔堡采访已84 岁的佩吉，他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为了报复20 世纪40 年代频发的偷袭，那里发生了很多杀戮事件。”正如冯·佩吉所言，“他们不会忘记仇恨，且永远不会。”

泽格瓦德将冯·佩吉派往阿贾姆村。“我没有无线电，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任何人。”冯·佩吉在阿贾姆村生活了3 年，之后又在阿奇村生活了2 年。他比范克塞尔更保守。范克塞尔就像丛林里的野人，他身上画着条纹，胡子上粘着羽毛。而冯·佩吉并未选择入乡随俗，他保持着白人传教士的风格，收拾得干干净净，穿着白色短裤和白色T 恤。他试图每月拜访一次他教区里的村庄。在阿斯马特人中安插非阿斯马特人的巴布亚传道员，目的是“为发生的事情作证，如有必要的话，还可上报政府”。佩吉很快学会了阿斯马特语，就像范克塞尔一样，他并不急于对个人施洗。“我们有很多时间，他们还不能快速理解我们的想法”。

回到1957 年年末的那天，为了报复奥马德塞普村前一天对东鲍伊、苏、柯凯、瓦瓦和保考伊的谋杀，奥茨詹内普村的男人们藏在尤塔河口错综繁杂的低矮灌木丛中。他们已意识到有超生命体进入了他们的世界，他们认识范克塞尔和冯·佩吉，也接受了他俩会偶然出现在村里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熟悉。他们渴望得到范克塞尔和冯·佩吉带来的烟草和现代工具。他们还知道范克塞尔和冯·佩吉背后有政府人员和警察撑腰。但公平地说，在当时，这些外来者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并不大。奥茨詹内普村的阿斯马特人并未改变，他们的使命感依旧。他们眼中的世界平衡仍然围绕战争、猎头和仪式而建立。此时，等着奥马德塞普村人的奥茨詹内普村的战士们正践行着自己的使命——袭击、战斗、恢复二元世界的平衡。

如果我们能进入他们的心灵，如果我们能摄下他们所见、所感，并成为他们，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他们的需求。暴力行为就是他们生活的根基。暴力让他们完整，并赋予了他们身份，且滋养了他们。暴力帮助精液流动、西米生长。因为暴力，他们创造了矛与盾、鼓与面具，以及比西柱。暴力就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艺术，也是他们符号化的表达方式。事实上，正是这种“艺术”吸引了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样的西方收藏家的注意。

奥马德塞普村的船队从韦金之旅的海滨战斗中归来。当船队的掉队者们渡过尤塔河口时，奥茨詹内普村的战士展开了全力攻击，他们驾驶着敏捷的独木舟急速而上。奥马德塞普村人早已筋疲力尽，毫无还手之力。奥茨詹内普村的战士呼喊着、尖叫着，石灰粉在河面飘散，竹角声响彻河道。奥茨詹内普村的战士用船桨击打舟侧。

战士们用弓箭屠杀来自奥马德塞普村的敌人，毫无怜惜之情，河水被鲜血染红。他们拍打俘虏的脑袋，并将他们拖回自己的独木舟并绑在横挡上，这有助于砍下他们的头颅。在几天前，两个村庄一起前往韦金村的124 人中，只有11 人活着回了家。

范克塞尔把这次事件称为西尔维斯特（Sylvester）大屠杀，因为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2 月底。

作者：【美】卡尔•霍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