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贺绍强被捕

1998年感恩节那天，马修和伊丽莎白夫妇邀请我们，还有几对同样收养了中国儿童的夫妇，晚上到他们家参加聚会。为了带几份中国菜去，清早我就和我的老公，还有左萍小姐去大中华超市采购食材。我曾经看到这么一句话：什么是广告，所谓广告就是，把一百美元，说成好像一千美元。在美国做生意的中国人，都活学活用了这句广告词，比如，大姐的华北中餐馆其实就是一个路边的夫妻店，而所谓的大中华超市也无非是家社区里的夫妻超市。

在挑选辣椒酱的时候，贺绍强紧紧张张跑到我面前，对我说：“齐小莲也在超市里。”我瞥了贺绍强一眼，说：“莫理她，免得她又去学校打小报告，说你又骚扰了她。”贺绍强点点头，就在我身边看我挑选辣椒酱。

这时，一个五短身材的男人走了过来，齐小莲就跟在这个男人后面。男子走到我们面前，用手指着贺绍强问：“你就是贺绍强？”贺绍强回答“我是”。那个男人不由分说，一个右摆拳，呼地一下朝贺绍强打来。别看贺绍强这块读书的料，管思维的大脑发达，管运动的小脑滞后，在这紧急时刻，他像一只脱兔，轻轻一跳，就躲过了重重的一拳。

那个矮男人见拳头落了空，更加恼怒，原本不明显的酒糟鼻，一气一急，转瞬间变成了红色，有点像马戏团的小丑。他马上又飞起一脚，向贺绍强踢过来，贺绍强轻轻一闪，他踢到空气了。俗话说“先礼后兵”，你不问青红皂白就出手伤人，我上前一步往贺绍强身边一站，忙问：“你是谁，为什么打人？”我话音刚落，只觉得腹部一阵剧烈疼痛，我刚一弯腰，那男人又飞来一脚，我本能地一闪，他踢到我的小腿上，肚皮幸运地躲过一击。

我忍着疼痛，大声叫喊：“快报警，快报警！”这时不知从哪里冲过来一个男人，此男人要伟岸得多，看起来也文雅得多，他一把将矮男人拉住，嘴里还说着什么。贺绍强不敢离开我，怕我再受到攻击，就叫左萍去报警。左萍刚来美国不久，未见过打人致伤的场面，所以吓得她双脚打颤，哪里还有胆量去报警？贺绍强连忙叫“大中华”老板报警，“大中华”老板一点没有我们大中华的范儿，他看了我们一眼，用广东话骂了几句触霉头之类的话，转身溜走了。贺绍强只好自己跑到收银台，用公用电话打911报警。

为了不让他们逃逸，我故意大声地和他们争吵起来，争吵中才知道那个身材五短的男人，正是齐小莲的老公王玉鹏；那位身材伟岸，举手投足还流露出文雅之气的男人，就是刘金波博士。

谢天谢地，警察终于来了，是一个中年的白人警察。他一走进超市，像有心灵感应一样，径自向我们几个中国人走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贺绍强连忙把事情的经过复述了一遍。警察盯着王玉鹏，好像在问你会中国功夫吗，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把别在腰上的手铐摸了摸。我估计王玉鹏也是个没有进过局子的人，看到警察的眼神，他紧张了，脸色有些发白，酒糟鼻上的红色也褪掉了，他生怕警察将他带走。

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齐小莲突然上前面对警察，转瞬间，眼泪流下来，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警察哭诉起来，说贺绍强想强奸她，现在又动手打人。

我一见齐小莲恶人先告状，气不打一处来，我急忙把小腿上的淤青给警察看，并叫贺绍强翻译给警察听。警察听糊涂了，他不知道到底是谁打了谁，打人的事怎么又和强奸的事掺和在一起了。想了一下后，警察说话了，这样吧，今天是感恩节，警察局也放假了，没有人上班，等过了感恩节，你们自己到警察局去报案吧，我会证明你们第一时间是报了案的。

晚上，我们去马修、伊丽莎白夫妇家过感恩节，感谢上帝垂青这块与我的祖国背对背的大地，使它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马修收养的两个中国孩子见到我很高兴，特别是兵，因为是我给他砸碎了他心灵自闭的枷锁，重新找回了童年的阳光和快乐。所以，他使劲往我怀里钻，我连忙说：“兵，轻一点，阿姨肚里有个小宝宝。”兵站起身来，好奇地看着我的肚皮，我接着说：“阿姨生了小宝宝，就不能来陪你们玩了。”兵说：“你不想教我唱儿歌了。”“什么儿歌？”“就是爬上豆，藤儿长，爬坡爬坎去看娘。”

兵的一句话，一下点到我思乡的穴位，想到我那有山有水，有坡有坎的故乡，想到上午在“大中华”超市伤感的一幕，想到丈夫那桩未了的强奸案，犹如一块块石头压在心头，不仅感到身累，更感到心累。此刻，我多么想仍然生活在我的故乡重庆，逛朝天门买衣服，逛好吃街享口福，少年不知愁滋味，日子过得爽歪歪。

巨大的落差，使我心痛，肚子也痛，我急忙去了洗手间······于是就引出了我们第一个女儿小安娜艰难出生的故事来。

我和贺绍强带着在超市被打后，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到市警察局报了案。市警察局根据调查和我的医疗报告，逮捕了王玉鹏，其罪名是“加重情节的攻击罪”，此案要由陪审团进行裁决。王玉鹏被捕后，齐小莲马上向孟菲斯大学的凯瑟琳求助，齐小莲救夫心切，她把在“大中华”发生的事说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显得楚楚可怜。凯瑟琳被感动了，也就是说孟菲斯大学被感动了，决定重拳出击，一是学校出面，给王玉鹏请了孟菲斯最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邦尼先生。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见过邦尼先生给重罪犯、杀人犯辩护，他声音洪亮，且富有磁性，他擅长从原告的陈述中发现漏洞，然后乘胜追击，直到让原告缴械为止。我想如果让他与霍金进行一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讨论，说不定他也会取得胜利。二是学校提升了对贺绍强的指控级别，从开始的性骚扰升格为性暴力强奸，后者算是重罪，罪名一旦成立，贺绍强的青春年华只好在铁窗中度过了。学校以为在高压之下我们会去找学校和齐小莲议和，但我们没有。

学校见硬的一套不行，他们便叫律师说要把王玉鹏打我和贺绍强强奸的案子相抵销，我不告王玉鹏，齐小莲也不告贺绍强。我那时年少轻狂，对律师的建议置之不理，我说那不公平，贺绍强强奸齐小莲是莫须有的事，而王玉鹏动手打伤我是千真万确的事，这公平吗？

往事如烟，时光流逝，当往事尘封为一段历史时，再回首，退去了昔日的冲动和偏见，多了一份理性和客观。实事求是地说，孟菲斯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大学，它历史悠久，治学有方，人才辈出。在美国西海岸，特别是孟菲斯，各界精英名流许多都毕业于孟菲斯大学，尤其是孟菲斯的司法界，来自孟菲斯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占据了半壁江山。在孟菲斯提到孟菲斯大学，就像我们在中国提到北大、清华一样，人们目光中闪烁着敬仰的光芒。如此一所教人敬仰的学府，为什么不把他的学生往天堂里拉，非要往地狱里赶呢。其实这不是学校的错，而是齐小莲扇动翅膀惹的祸。

1998年10月11日，齐小莲向凯瑟琳举报，说贺绍强企图对她实施强奸，说到伤心处，齐小莲潸然泪下，凯瑟琳震怒了，她站在齐小莲一边。此举让齐小莲感动得泪如雨下，齐小莲的眼泪好像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眼泪是装在泪腺的，而她的眼泪好像是装在口袋里，只要需要，一摸就出来了。

本来有利的天平已经向齐小莲倾斜了，而我又不愿意支付医疗费和出租车费，让医院向学校催讨，让学校很丢面子，学校越发对我们不满，所以天平彻底倾向齐小莲。当初也许还是意识到，棋子落到棋盘时，他们走了一步偏听偏信的错棋，但时至今日，只能将错就错。我们想，我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老实说，后来的官司不是我们在和齐小莲同层对抗，而是我们在和孟菲斯大学较量，是一只蚂蚁在挑战大象。

为了养家糊口，贺绍强找了一份别人不愿意干的工作：看管男生宿舍，从晚上十二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贺绍强自我解嘲说：“值班真好，我带几本书去复习，也好省点电费。”

我记得那是1999年4月26日的深夜，贺绍强正在男生宿舍大堂复习功课，突然，一个蒙面男人跑了进来，将一个矿泉水瓶子朝贺绍强扔过去，然后飞快地跑掉了。瓶子里的液体沾在贺绍强的衣服上，浓浓的，深黑色，有股鱼腥味。贺绍强惊魂未定，他不敢呼叫，也不敢打电话报警，只好睁大他的小眼睛，死死盯着室外空旷的校园，好不容易才挨到第二天早晨。

回到家后，贺绍强将昨夜的遭遇告诉了我，一想到那些蒙面歹徒，我心里禁不住怦怦乱跳，但想到贺绍强比我的胆子还小，我只好壮着胆子对贺绍强说：“别怕，今晚我陪你去，看看是哪个坏人。”晚上，我陪贺绍强去男生宿舍大堂值班，贺绍强专心复习他的功课，我带了床被子去，将被子铺在躺椅上，蜷着身子打盹。不知过了多久，迷糊间，突然我看见浓浓的夜色中，有两个人向我们走来。我大吃一惊，一颗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我想，糟糕，昨晚是一个人，今晚来的是两个人，我和贺绍强也是两个人，而且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优势。但问题是，现在不是干活，而是要打架，我们这对夫妻档，哪里是那两个猛男的对手呢。

我正想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贺绍强的时候，那两个人已经走拢大门了。一看，原来是两个警察，我马上转忧为喜，提着的心放下来了。当时我真的很高兴，也很感动，心想，昨晚发生的事，今晚就来调查，而且还是从温暖的被窝里钻出来调查，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伟大的敬业精神，如果在国内，我一定会送他们一面锦旗，上面写道：人民卫士为人民。

来的是两个白人警察，一个是中年人，一个是年轻人，但身材却很魁梧，往犯罪嫌疑人面前一站，确实有种威慑的作用。

调查开始了，中年警察问：“你是贺绍强吗？”贺绍强回答：“我是。”那位年轻警察立刻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逮捕令，并向贺绍强宣布，你被逮捕了，你现在有权保持沉默，你现在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说完，中年警察飞快地从腰间取下手铐，像拎小鸡一样，将贺绍强的双手反剪过去铐在背后。

我的思维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他们不是保卫我们，而是来包围我们的。我那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立刻从长椅上跳起来，挡在贺绍强的前面，不准他们将人带走。那位中年警察，在我肩上轻轻地一按，我啪的一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鼻子一酸，边哭边问：“他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要把他带走？”那位中年警察严肃地告诉我：“如果你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我有权逮捕你。”

无知者无畏，我立刻把双手一伸，说：“好，你也把我铐上带走吧，我要跟丈夫一起走，一起去坐牢。”我一边哭，一边把双手伸得直直的。

也许这两个警察没想到，会碰上我这样一个主动要求坐牢的女人，这让他们有点为难了。贺绍强告诉他们：“我太太刚来美国，她不懂英语和法律。”

两个警员的态度变得温和多了，那位年轻的警察打着手势，用极慢的语速告诉我：“女士，我们是来奉命逮捕他的，你不能去。”贺绍强赶紧告诉我：“你别再说了，赶紧回家吧，去找威廉帮帮忙。”我不哭了，跟着他们走出宿舍大门，看见警察和贺绍强一起消失在黑暗中，我的心被两位警察掏空了。

我忍不住又哭起来，想起在祖国看过一部电影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孟菲斯照样不相信眼泪。

我重新返回大堂替贺绍强收拾课本和书包。突然，我拿书本的手像被电打了一下，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好像不是在替他收拾书本，而是在替他整理遗物，好像从此我和丈夫就阴阳两隔，天各一方了。我不知道是怎样把车开回家的，到了家门口，一摸口袋才发现开门的钥匙还在贺绍强身上。因为怕把其他的人吵醒，我只好轻轻地敲门，敲了半天，左萍才打着哈欠来开门，幸亏左萍睡眼惺忪，才没发现我泪眼蒙眬，避免了追问当晚那档伤心事。

我立刻给威廉打电话，一听到威廉的声音，我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听到家长的声音，对着话筒哭了起来。威廉听完我的讲述后，便安慰我说：“我知道贺绍强关在哪里，我马上开车过来，带你去找他。”

我放下电话后，心里平静了许多，并在心里一边感谢威廉，一边为他祈祷愿他早日娶个好媳妇。威廉是贺绍强在教会认识的朋友，是位白人青年，瘦高瘦高的，人憨厚老实，属于董永式的人物。他经常到我们家来玩，贺绍强曾打趣他说：“你爱往我们家里跑，是不是因为嫂子漂亮，喜欢上了嫂子。”一句话弄得威廉满脸通红，“是的，我喜欢嫂子······”他卖了个关子，接着说：“喜欢她做的中国菜，中国菜真好吃。”

我用从重庆带去的火锅底料熬制的火锅，虽然辣得他扑哧扑哧地吸气，嘴里却一个劲儿地说好吃好吃。有一次，我煮醪糟小汤圆，不知道在想什么，把盐当糖放了进去，威廉依旧吃得津津有味，贺绍强吃了一口便吐了出来。威廉知道缘由后，说：“我以为醪糟汤圆就是这个味。”

威廉开车接我去市警察局，一路上威廉没有说话，表情凝重，看得出来，即使到了警察局，贺绍强是否拘押在这里，能否见到贺绍强，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看见威廉凝重的脸色，我生怕见不到贺绍强，我的心又不安起来，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心升起，弥漫到全身。到了警察局，一位非洲裔女警员肯定地告诉我：“是的，贺绍强就关在这里，但是你们不能见他，必须等到明天，要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相见。”女警员的话像一把火，熊熊火光温暖了我。我知道贺绍强在里面，我们并没有阴阳两隔，天各一方，心里好受多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请威廉明天给我的律师史丹娜女士打电话，请她把贺绍强保释出来。

第二天，威廉和我的律师史丹娜通了电话，史丹娜说她可以帮忙，但必须向警察局缴纳500美金才能将人保释出来。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又喜又忧，喜的是缴纳500美金，贺绍强就可以跨出囹圄，呼吸自由空气；忧的是，家里确实凑不齐500美金。

我在美国举目无亲，只好向华北中餐馆的大姐求助了。拨通了大姐的电话，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洪洞县里那个蒙冤受屈的苏三那样“未曾开言，我心内惨”，对着话筒说了句“大姐”两个字，便抽泣起来。大姐在电话那头说：“傻妹儿，哭啥嘛？我知道你老公被捕了。如果需要保释金的话，要多少，你赶紧过来拿吧。”大姐的话让我惊愕了。我知道大姐的经济并不十分宽裕，老两口开个夫妻店，起早贪黑，略有结余。所以，几次遇到那些吝啬的主儿，大姐拉下脸来，和人家吵过几架。但在施救贺绍强这件事上，大姐竟如此义薄云天。我想，恐怕是出于我们都是女娲用一把黄土造出来的兄弟姐妹的缘故吧。

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又悄然而下。但不同的是，刚才的泪水是苦涩的，此时的泪水有甘甜味。

我在国内的时候，社会上就流行这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此话不是绝对真理，但绝对是现实写照。因为500美金就能让贺绍强从阴暗、潮湿的监狱里走出来，重新沐浴着孟菲斯温和的秋日阳光。

下午，威廉驾车，我们把贺绍强从孟菲斯警察局里“捞”了出来。

一路上，我问他蹲监狱的滋味怎样。他先是一脸苦笑，然后冒了一句：“自由万岁！”接着，他才讲起进监狱的故事来。

昨晚深夜，贺绍强被带上警车，警车快速地向市警察局驶去，贺绍强的脑子里快速地想起监狱里的情景：野蛮、肮脏、暴力。特别是想到老犯人对新犯人一顿拳脚伺候时，贺绍强心头发怵忙问警察：“到了监狱，你们会不会打人？”“我们不会打人。”“犯人会不会打人？”“这个就难说了。当然，如果犯人对你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们会出面制止的。”

“我都被打得趴下了，你才来制止有个屁用。”贺绍强心里凉了半截。

进了警察局，办完繁琐的手续后，贺绍强才被带进了监狱。监狱就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那种地下室和我们北京的地下室不一样，有窗户，但阳光不能直接照进窗户，窗户只是用来通气的。我敢负责地说，即使在孟菲斯这座美幻如仙的城市，监狱里的PM2.5值也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监狱十几个平方，关着七八个人，靠墙角有一只抽水马桶，马桶是铁质的，原因很简单，倒不是陶瓷马桶讨厌犯人们的屁股，而是怕他们将陶瓷马桶打碎，用陶瓷来搞抹喉割腕之类的活动。

走进牢房，开门时的金属撞击声将犯人们惊醒了，他们从地铺上爬起来，狱警对大家说：“他是个知识分子，你们不要欺负他。”说完，狱警“哐当”几下锁上门走了。

此时，犯人们才打量起贺绍强来，贺绍强戴一副窄边眼镜，确实有知识分子的模样。有个南美洲人惊喜地叫起来：“啊，切诺（西班牙语，中国人）！”有两个非洲人也嚷道：“切诺，切诺！”犯人们都向贺绍强投来惊奇的目光。一时间，这里好像并非是监狱，而是正在举行一次国际派对活动，正等待着迟到了的中国代表。贺绍强心里窃喜，看着犯人们并无恶意的目光，以为躲过了初进监狱的那顿皮肉之苦了。

这时，有个身壮如牛的墨西哥人走到贺绍强面前，他用右手抓着贺绍强的衣领，左手轻轻一按，贺绍强便一个趔趄，倒在地上，引起一阵怪叫声。贺绍强爬起来，连看都没看那个墨西哥壮汉一眼，径直走到马桶边，坐下，双手抱脚，把头埋在双腿之间，仿佛无声地向其他人宣布：“不玩儿了，我要休息了。”牢房里一下安静下来，犯人们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位“中国代表”，心里好像在说：“懂得规矩。看来这不是一个初次犯事的家伙，完全是个‘二进宫’的角色。”

很快就到了天亮，狱警送来了早餐，是三明治和牛奶。那个南美洲人挪到贺绍强身边，向贺绍强耳语：“早餐你千万不能吃，把它送给昨晚打你的那位老大吧。”贺绍强将早餐端到墨西哥壮汉面前，墨西哥壮汉居然站起身来，礼貌地接过三明治，他像一位国君，接受臣民的供品，墨西哥壮汉笑了，贺绍强觉得他的笑比不笑更让人觉得恐怖。

贺绍强的故事讲完了。作为教师的他，像讲完一堂课后，总要对授课内容进行总结归纳一样。他对这趟有惊无险的“监狱一日游”，发表了感言：“中国有句古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要是换成别的女人，我遇到这么多的麻烦事，早就跑了，谁会像你这样跟着我，帮助我，妹妹，只有你才对我这么好。”

贺绍强的这番话，我听了心里一阵发酸，想哭却哭不出声来。我想：“贺绍强呀，贺绍强，你不要高抬我，我也是个很现实的女人，我不损人，但要利己，要是在国内，我们恐怕早就劳燕分飞了。在这里，你撵我走我也不走。这里是美国，我那糟糕的英语，简直让我变成一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离开你这根‘拐棍’，我行吗？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安娜，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也是你的亲骨肉。即使我们现在如此努力都还没有为她筑起一个安稳的、舒适的小巢，但我能忍心离你而去，丢下小安娜不管吗？”

一想起我的女儿安娜还寄养在美国人贝克家，我就觉得对不起我的女儿，眼泪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流。

过了几天，我的律师史丹娜女士告诉我们，她很抱歉，她不能为贺绍强辩护，但是她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个人，此人就是她的顶头上司，A．C.沃腾先生，一位在当地很有名的律师。

史丹娜见我们有些犹豫，她瞪圆了她那双诚信的眼睛，介绍起沃腾的履历。她的语速极快，我没完全听清楚，但主要意思我能猜得出来，意思就等于我们国内的推销员最爱说的那句话：“放心使用吧，本公司产品一律实行三包。”

我们接受了史丹娜女士的推荐，在她的引荐下，我和贺绍强来到沃腾律师的办公室。沃腾先生身材消瘦，个头不高，大约五十多岁，但岁月之犁已在他的额头上划出几道浅沟，岁月之风已经把他的头发染成了花白。他身着一套浅灰色的西装，脚穿一双光亮可见的皮鞋，既得体又高雅。

沃腾先生的办公室很宽敞，墙壁处有两个大书柜，里面陈列着与法律相关的各类书籍，墙上挂着几幅风景画和照片。照片是和他家人照的，其中一张是他和他的孙儿孙女照的，一个缺了两颗门牙，一个长着两颗可爱的虎牙，祖孙三人都张着嘴大笑着，十分温馨，十分童趣。

沃腾先生见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便向前两步在屋子的中央站定，然后伸出手来，十分热情地和我们握手。他请我们坐下，又请他的女秘书给我们端来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然后，开始询问我们的情况。

他的嗓音有点低沉，但浑厚而优雅，有大提琴那样的共鸣声，看得出来，他是位受过良好教育，事业有成，而且家庭和睦的好律师。

趁他和贺绍强交谈的时候，我浏览着墙上的那些画和照片。突然，我看见他挂在墙上的毕业文凭。啊！他也是孟菲斯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我慢慢知道，孟菲斯的律师、法官，除了戴维•西格是田纳西州立大学毕业的以外，其他的全部都是孟菲斯大学的门生。这种宗教式的司法体系，肯定在司法过程中，会出现有失公允的现象，这在我们以后的官司中，我是深有感受的。假如我现在还在美国，我肯定会向美国司法界推荐高级干部异地交换任职的做法。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了。

“你是无辜的。”听完贺绍强的陈述后，沃腾先生坚定地说。沃腾先生轻轻的一句话，我感觉一声响雷，响在惊蛰时分，他唤醒了世界万象，也驱散了我们心上的阴霾。时隔十几年后，我想起这句话，我仍然觉得它犹如梵音，公正而慈祥。

我和贺绍强大喜，正想对他说一些感谢之类的话的时候，沃腾先生把话锋一转，接着说：“像我这样级别的律师，起步价至少是5000美元，但史丹娜和我说过你们家的情况，我很同情，这样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只收你们1000美元。”

沃腾先生真是个好人，一开口就给我们打了个两折。这样的好事，在国内，只有积压商品大甩卖的时候才能碰到，我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贺绍强没有征求我的意见，马上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支票本来，刷刷几笔就在1000美元的支票上签上了他的名字。然后，从容地把支票本放回了西装口袋。那派头，就像晋陕那些富甲天下的煤老板填写支票时的潇洒、淡定。

我真不敢相信，在将1000美元支票交给沃腾先生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就是我的老公贺绍强。不是我非要作践我最亲的人，我的老公，他的身上确实染上了葛朗台和严监生的毛病——嗜钱如命。

我来美国前，贺绍强是和其他人合租的房子，他从来就没有以他的名义租过房，买过东西和买过车。因为没有买过贵重的东西，平时买点生活日用品，就用现金支付了，所以，他没有办信用卡，他在美国的信用度几乎为零。我去了以后，他才去申请了一张信用卡，额度多少？250美元。在国内，人们都忌讳“二百五”，贺绍强不忌讳，恐怕他就是个“二百五”。

贺绍强的潇洒派头，并没有赢得我的喝彩，我在心里快速地算了一下家里的财政状况。前几天，为把贺绍强从监狱里捞出来，我向大姐借了500美元，交了保释金，今天又交了1000美元的律师费，很快银行户口上还剩几十美元了。女儿安娜的奶粉，我们申请补助，不用花钱，但是购买尿不湿一类的婴儿用品还得我们掏钱买，财政面临的赤字，令我心里一阵阵发怵。我只盼贺绍强的强奸案能早日开庭，冤案早日昭雪，还无辜者一个清白，贺绍强就可以重新获得工作，有了钱，我们的生活才有基本保障。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