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第一次庭审

感谢上帝，1999年的9月12日，孟菲斯市法院对贺绍强的强奸案开庭审判。为何一桩真相十分清晰的案子，从秋天走到秋天，拖了近一年才开庭审理呢？这当中是有故事的。当初，孟菲斯大学认为，齐小莲诉贺绍强的强奸案，我起诉王玉鹏的殴伤案，无非是两个女人吃了点亏：一个是大腿上有淤痕，一个是小腿上有伤痕。但，这种亏并不伤筋动骨，所以，孟菲斯大学派出史丹娜当说客，主张两个案子相抵销，往好处想，还有一点“化干戈为玉帛”的意思。但贺绍强不想抵销，他毕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有一点“士可杀不可辱”的骨气，所以到处去申诉自己的无辜。这让孟非斯大学感觉丢人现眼。

这个麻烦就是，贺绍强算是摸了孟菲斯大学这只老虎的屁股。孟菲斯大学震怒了，开始反击了。当然如果是孟菲斯大学直接与贺绍强单挑，大象对蚂蚁，不在一个级别上，孟菲斯显得很掉价，而且也不绅士。所以，孟菲斯大学就支持齐小莲出面和贺绍强打官司，后来我们得知，孟菲斯大学开出的价钱，是免除齐小莲十二万多美金的学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齐小莲焉有谢绝之理？我记得毛主席说过一句话：美国出钱，蒋介石出人，于是内战打起来了。同样孟菲斯大学出钱，齐小莲出力，官司就打起来了。

孟菲斯法院就离孟菲斯警察局不远，法院典雅而庄重。法院的大院两边各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雕像，左边是一尊公平女神的雕像，她美丽而威严地端坐在高高的法椅上，一手执天平，一手执宝剑，双眼闭着，她的这副造型，仿佛在告诉人们“我判决时的依据，全凭内心的公平，我不会受到现实的干扰”。这样似乎杜绝了我们那些年流传开的“一等公民大沿帽，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贪污情况的发生。右边的雕像则是大名鼎鼎的林肯总统，他端坐着，高颧骨，凹眼睛。他右手放在《圣经》上，好像在发表废除农奴制的《解放黑奴宣言》。孟菲斯整座城市特别尊重和怀念林肯。这种尊重和怀念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密西西比河流进孟菲斯，以前这里种植业发达，集结于此的大批的黑奴是林肯帮助他们砸碎了枷锁，得以“翻身农奴把歌唱”。

法庭内的装饰，依然沿袭着法庭外的风格，典雅而庄重。法庭两侧是浅褐色的大理石贴面，正面是褐色的榉木贴面，不管是法官坐的高背椅，或是旁听席上的长条椅都是浅褐色的实木椅，在柔和的橘色的灯光映衬下给人心理上的暗示，不是威严，反倒是温馨。像我们这样初次上法庭的人，自然少了几分局促，多了几分平静。

我们走进法庭时，旁听席已经坐了不少人，从肤色和衣着上看，这些人大多都是拉美人、非洲人和墨西哥人。我们前脚到，齐小莲后脚到，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件关乎男人尊严的刑事案，王玉鹏没有陪自己贺绍强与来参与庭审的支持者在法庭门口的老婆齐小莲出庭，而是由刘金波陪着。更有意思的是，走进法庭后刘金波麻利地从齐小莲肩上取下背包，又麻利地背在自己的肩上。刘金波是条东北汉子，按照东北的风俗，娘儿们的事，爷儿们决不染指半点。

刘金波是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美国的，访问时间仅仅一年。但就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竟变得如此绅士，如此懂得怜香惜玉，我不得不佩服刘金波是条汉子，更佩服他是个君子，古人说：“君子随遇而安，乐在其中。”刘金波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到位。

我不让思绪任意驰骋的时候，法庭一下安静下来，目光都投向法官席上。此时法庭正面平整的榉木墙上，居然洞开出一道小门，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法官，从小门里走了出来。那情景有点像我们央视举办“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出场式，只不过央视的出场式，是为了煽情，而法官的出场式，是为了营造肃穆的气氛。

法官是位清瘦、矮小的白人，虽瘦小，并不损害他那威严的形象。

特别是他摸着《圣经》宣誓，语气铿锵，具有巨大的穿透力，至今，我还能背诵出他的誓言：“我正式宣誓，我将在不受任何人干扰的情况下，主持审判，给予穷人和富人相等的权利。作为一名法官，我将忠实公正地，依照宪法和法律履行所有的职责。上帝保佑我。”

说实话，时至今日，我为这件事还有点内疚和自责。我在内心批评自己：“罗秦，你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你背不出来我们中国的‘老三篇’，却能背出来美国法官的誓词，这算不算崇洋媚外？”

庭审正式开始，现场一下严肃起来。不严肃是不行的，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强奸属于重罪，一旦强奸罪名成立，嫌疑人至少要被判七年以上的徒刑。在人生的旅途中，至少有七年的光阴，将在高墙这个驿站中度过。难怪法官宣誓时，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来劲。

贺绍强被法官“请”上了被告席，由齐小莲的公诉人对他进行指控。

齐小莲的公诉人是一位中年的白人男子。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相貌温和，语言柔和。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身高。因为他是坐轮椅进来的。

他把头扭向齐小莲说：“你不用害怕，我肯定会尽力帮助你的，上帝也会保佑你的。”说完，他从轮椅旁的口袋里，取出一叠资料来，边查看资料，边对贺绍强进行指控。

这时，我们的律师沃腾先生才急匆匆赶到法庭。他一手提公文包，一手拿一叠资料，一进门，他就向法官点头致意，并对法官说：“真抱歉，因为手头还有个案子，所以来晚了，请你原谅。”法官大度地一笑，同时伸出两个指头，当然，这时的两个指头，并不是代表胜利，而是说我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准备，行不？沃腾先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轮椅上的那位公诉人，对贺绍强指控完毕后，就该由贺绍强的律师沃腾先生，向当事人齐小莲提问了。

沃腾先生算是当地律师界的一块招牌，他的提问看似很随意，其实很刻意。他的语气很柔和，柔和得像蜘蛛吐出来的蛛丝，织成同样柔和的网，最终会将他的猎物死死地粘住。

沃腾先生按照惯例，先问了齐小莲的姓名、年龄等问题，齐小莲都一一作了回答。沃腾先生问齐小莲：“对于性质这么严重的事件，事发时为什么不立即报案？”

齐小莲回答说：“我不懂英文，根据我们中国的传统，我要等丈夫回来再做决定。”

沃腾先生问：“你已经受到伤害，为什么不去看病？”

齐小莲回答说：“我没有医疗保险。”

沃腾先生继续问：“你以前在学校的证词，证明你在事发后，你给丈夫打过电话的，电话账单呢？”

齐小莲先是一怔，想了想说：“我把电话账单给学校的斯多瑞女士、米歇尔女士看过的，她们可以证明我是打过电话的。”说完这句话后，齐小莲原本白皙的脸，一下子出现了女人特殊时期的那种潮红。

作为一个女人，我知道这不是生理反应的潮红，而是心里紧张时的绯红。不过才两个回合，齐小莲就露出破绽了，我心里一阵窃喜，抬头想看看法官的表情。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刚才宣誓时还那么精神抖擞的法官，这时，像一位打坐的老僧，身子虽然坐得笔直，但双目轻闭，六根早已离开这块是非之地，随心儿去云游四方了。

不知为啥，贺绍强忍不住了，他大吼了一声：“她在撒谎！”这声吼，像一个炸雷，炸响在法庭上。法官的双眼被“炸”开了，他把头扭向一边，很斯文地打了个哈欠。贺绍强为什么如此怒不可遏地吼了一句，我不知道。至于那位瘦小的法官大人，以及孟菲斯律师界招牌式的人物沃腾先生，凭他们的庭审经验和超常人的逻辑思维，他们肯定有八成读懂了“她在撒谎”背后的潜台词。至于我和贺绍强，齐小莲和刘金波，双方当事人，早知事情的真相，只不过现在博弈的是，一方在制造迷雾，想把真相藏起来，一方在驱散迷雾，想把真相亮出来。在法庭开庭之前，检察官就找贺绍强谈过话，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向贺绍强施压，检察官告诉贺绍强，事发当天，齐小莲就将此事告诉了刘金波，此人愿意出来作证。而且她还暗示，若是罪名成立，至少要判七年以上徒刑。当然若是贺绍强悔过，一切都有个圆满结局。法院的态度，使我想起小时候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时，参观渣滓洞监狱，看见墙上的那条标语：“青春一去不复返，回头是岸。”

但，贺绍强并不想回头是岸。他回家将此事告诉了我，我当时心里就顿生疑云，心想：“依照法律，不管你有多少亲朋好友，但你的财产第一继承人，应该是你的丈夫。同样，遇到这等伤心事，第一倾诉人也应该是你的丈夫。怪了，第一倾诉人变成了另一个非亲非故的男人。更怪的是，当年在美国的华人，大多数都精通中庸之道，好多事都躲着走，绝不会找些虱子在头上咬。”我的室友谢琳琳，也是从重庆来的，也有山城妹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道热肠。我们是老乡，都是同饮一江水长大的，平时关系不错，但我想请她为贺绍强作证时，她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是回答：原本来美国谋生就不容易，谁愿意让一阵狂风吹皱平静生活的那池绿水呢？那么刘金波出来作证，是为了正义，还是利益呢？齐小莲穷学生一个，她能给刘金波什么利益呢？

我突然想到，应该找到他们的电话账单，因为电话账单是铁证。电话账单不会说话，但能说明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是个自由民主国家，爱搞民意调查，我也学着搞了一个小型民意调查。我叫贺绍强打印了20多份调查问卷，题目是“如果一个女人遭到了强暴，她会告诉谁呢？”选择是：1.丈夫，2.母亲，3.亲密女友，4.其他人。在大家都将目光聚焦在贺绍强身上的时候，沃腾先生两步跨到贺绍强面前，将手上的资料高高地举在贺绍强的头顶上，夸张地做出要拍打下来的样子，然后将另一只手的食指，竖在紧闭的嘴唇上，这个动作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通用的，甚至比“WC”还要通用，意思是：“请闭上你的尊口吧。”

你别小觑知识分子，高学历的人都具有表演的天赋，沃腾先生如此，贺绍强也是如此。当沃腾先生把文件举在贺绍强头顶的时候，贺绍强非常配合，好像真挨了沃腾先生一击，脸上挂着痛苦的表情，然后闭上眼睛，用双手抱着头，重复着那天晚上在孟菲斯监狱蹲在马桶边的动作。

沃腾先生笑了，他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在孩子犯错后，原谅了孩子，并对孩子说：“我知道，你现在需要安静。”

其实，“你现在需要安静”是沃腾先生仅仅对贺绍强一个人说的，但大家都变成了贺绍强，法庭一片安静。

我把目光投向了刘金波，正好刘金波也在看我。当我们四目相对时，刘金波像偷了我的钱包，被我发现了一样，迅速地将目光移开了。

他收起齐小莲的背包，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背包好像不是一个背包了，而是一个炸药包，立马就要爆炸了。此时此刻，他一点没有刚进法庭时主动为齐小莲背包的那份从容与淡定。

我从内心对刘金波生出了一点恻隐之心。当然，并不是他与我的老公相比，人才溜溜的好哟，而是认为像他这样伟岸的男人，这么轻而易举地拜倒在人家的石榴裙下，很不值。

我又好奇地看了看刘金波，他更显得不自在，完全像贺绍强的样子，双手抱着头，眼睛盯着地板。我在内心告诫刘金波：“刘博士，你是个读书人，难道你就不知道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鞋的道理？”

法庭由安静转换成了沉默，沉默就染上了感情色彩，沉默久了，就让人感到窒息。法官恐怕特别怕窒息，他第一个站起身来，什么也没说，从那个榉木小门回到了他在隔壁的办公室。

法官什么也没说，其实还是等于说了“休庭”两个字。于是，大家纷纷站起身来，向法庭门口走去，整个开庭只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望着人们渐离渐远的背影，我愕然了，倒不是人们的离去教我愕然，而是我原本燃烧的激情，被一盆冷水泼灭后的愕然。之前当我走到法院大门口时，我真是对美国司法体制肃然起敬，你看一个孟菲斯法院，居然有总统常年值班，有公平女神常年督办，肯定比我们的开封府更加廉明。而且门口那位美丽而威严的公平女神，也会降旨给法官：“贺绍强是无辜的，无辜的则是无罪。”于是，贺绍强能够平反昭雪了，平反昭雪的补偿，就是恢复他计算机管理员的工作，还有他的全额奖学金。

于是，我们快要干枯的生活之渠，源头又有活水流来了；于是我们可以在美国的土地上，引吭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甚至还可以摆一个“巴扎嘿”的造型。

愕然的升级版就是愤怒，我不知道是激情或是勇气，我向着法官的高靠背椅，大声骂道：“啥子法治国家哟，水得很。”

贺绍强拉了我一把，急忙阻止我说：“小声点，你还嫌麻烦不少吗？”我说：“怕啥，有几个能听得懂我的家乡话？”我敢保证，人们确实没听懂我说的重庆话，因为他们回头看我的时候，表情很平静，有的还颔首微笑，说着无言的再见。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没有说话，心情十分沮丧地想：盼了一年的开庭，结果只打了几声干雷，却没有落下一滴雨来，不下雨没关系，关键是我们的饭碗，还有小安娜的费用，又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我越想心越紧，脸色也越发阴沉。

贺绍强看出了我的焦躁，他极力想把我引导出思维的苦海，他找了个话题，问我：“妹妹，你刚才说的‘水’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还用问你？”贺绍强笑了，笑中藏着讨好。

我看见他这副样子，气又不打一处来，心里骂道：“贺绍强，你这个王八蛋，都是你惹的祸。”我一声叹气，然后对他说：“水是啥子意思？

比如说吧，齐小莲水性杨花，肯定要拉人下水；你又想鱼水相欢，却遭了人家的算计。结果呢，你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是一字一顿，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像四记耳光抽在贺绍强的脸上。

贺绍强没料到讨个没趣，脸红了，他不说话了，我也不说话了，沉默是金。但我心里荡漾着一种解气的快感。不过，回重庆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搞懂“水”的准确含义，只知道大概是指办事不牢靠，不着边际，或者是撒谎成性的小市民。

星期五去教堂的时候，我把调查问卷带到了教堂，散发给女教友。

有两位年轻的女教友，用一种诧异与垂怜的目光看着我，打算问我点什么。我对她们莞尔一笑，她们才把到了嘴边的话吞了回去。礼拜做完后，我把问卷全部收回来。答案很统一，基本上在选项一上打了个钩，有两份没有打钩的，而是直接写了一句话。一份写的是，“那个混蛋欺负了你可以告他”，另一份写道，“人生没有翻不过的坎”，我知道这两句话是那两位年轻的女教友写的。因为她们刚要走出教堂的时候，还回头看了看我，那位扎马尾巴的女孩还向我挥了挥拳头，我也向她们挥了挥拳头。我好像真的是个被强暴的受害者，而她们给我喝了一盒酸奶，酸酸的又甜甜的。

贺绍强强暴案的第一次庭审结束了，结果是下个软壳蛋，软壳蛋既不能食用又不能孵小鸡，只好把它放在一边，搁置起来。

这种案子表面是“搁”起来，其实是“拖”。这是孟菲斯大学的计策。拖一天一月一年，对孟菲斯大学来说，毫发无损，该喝咖啡的就喝咖啡，该开派对的就开派对，他们心安无躁，让时间酿造出胜利之酒。

但是，拖一天一月一年，对于贺绍强来说，就惨了。且不说没有了结的强奸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始终悬于你的头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了生活的来源，我们能扛多久呢？

孟菲斯大学的判断是高明的，我们确实拖不起，但拖不起并不代表缴械投降。当强奸案的真相没有大白于天下之前，我们必须抗争到底。

我们在寻找案件的突破口，我们相信电话账单就是案件的突破口。

谁能从电信局调出电话账单呢？当然是我们的律师沃腾先生，因为他是我们这件案子的律师，为了案情的需要，他有权利调出或阅读与案件有关的资料。

我和贺绍强来到沃腾的办公室，我们依然受到沃腾先生热情的欢迎，依然喝到他的女秘书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咖啡。墙上挂着沃腾先生与两个孙子的照片，沃腾依然童真般的微笑着，屋子里除了温情与亲情外，还多了一份友情。我心里认为，第一次开庭后，我们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与沃腾先生的距离拉近了。

几句寒暄后，贺绍强就说出了请沃腾先生调取齐小莲电话账单的事。为了使沃腾先生愿意出马，我们还是做足了功课的。我们和贺绍强进行了充分讨论，然后发挥当过教师的优势，对调取账单的重要性进行了梳理，归纳成三点理由。贺少强在向沃腾分析这三点理由时，还特别注意叙述时抑扬顿挫，让沃腾先生听得清楚，同时还刻意控制好自己的面部表情。

此时，贺绍强坐得直挺，面部表情严肃而自信，就像当初他向沃腾先生支付律师费，在支票上签名时那样自信。为了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完善，贺绍强还配合做手势。因为自信，他的手势也因此变得优美而潇洒。作为妻子，我读懂了手势的含义，那不是在向自己的律师祈求，而是在向自己的律师提出要求。贺绍强讲完后，双手抱拳，轻轻做了个揖，微笑着说，拜托你了。贺绍强的话完了，但是意思还没有完。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作“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们是支付了律师费的。

沃腾先生仔细地听着贺绍强的讲述，不时地点点头，不时还在工作日志上记上几笔。贺绍强讲完后，沃腾先生冲我一笑，问我，贺太太，还需要补充吗？我说，不需要。

沃腾先生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他望着我们笑着说，我很欣赏贺先生的想象力和执着，不过我个人认为电话账单不是解决这个案件的唯一证据，所以我不能为你们去调取账单，这是其一。第二，我目前还有一件大事情要做，要花去我很多精力，请你们谅解。

与其说我们是吃了一碗闭门羮，不如说我们是挨了当头一棒，打得我们晕头转向，一时竟找不出一句话来与他分辩。我们三人都没有说话，屋里一下沉寂下来，沉寂像一股寒潮，使人浑身发冷。

我看了贺绍强一眼，刚才他身上的那股自信和潇洒，早已被屋里的寒潮吞噬了，我们只好起身告辞。在送我们出办公室的时候，沃腾先生严肃又诚恳地对贺绍强说：“你的官司一定会赢的，你是无辜的。”“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沃腾先生收了我们一千美金的律师费，却没有替我们消灾，而是把我们水了，按理说我们要对他心生怨恨才是，但是随着对沃腾先生的了解加深，我们对他的怨恨变成了对他的理解。

没有过几天，沃腾先生兴冲冲地给贺绍强打来电话，转达了那位瘦小的白人法官的建议，“贺绍强可以去参加法院的学习班，学习六个月。

当然，根据实际情况，学习两三个月也行。然后这个案子就撤销了，贺绍强就自由了，对以后找工作、申请绿卡也没影响。”接着，沃腾先生还补充了他的看法，沃腾先生说：“你们家的条件也不好，而齐小莲的证据不足，所以她的信心也不足，这不是撤销案子的大好时机吗？”可知识分子就是要多个心眼，沃腾先生本意是让贺绍强“放弃”，贺绍强却理解成了“坚持”。贺绍强想，你这个大牌律师都看到她证据不足，信心不足，这不正好说明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我们倾斜了吗？所以，贺绍强拒绝了沃腾先生的好意。过了一会，沃腾先生在电话中平静地对贺绍强说：“继续努力吧！你是无辜的，不过，因为个人的原因，我恐怕不能继续担任你的律师了。”

记得我们搞“文革”的时候，有句经典格言：“亲不亲，阶级分。”

这句话随着“文革”的灭亡也被打入冷宫。其实，这句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什么叫阶级，伟人们说得很经典，理论家说得很玄虚。其实，我们老百姓说得很简单，阶级就是利益，就是利益相同的人共同维护着他们这群人的利益。我在前面说过，每个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这个道理。

我按照这条思路来解读沃腾先生。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我们甚至还在心里为他祈祷，愿上帝保佑他，祝他好运。

沃腾先生对贺绍强说，齐小莲的电话账单并不是解决这个案子的唯一依据。他说这句话，是有点言不由衷的，原因很简单，若是将电话账单调出一看，凭他办案的经验，账单一旦作为证据，真相就大白了，官司就终止了。胜诉的是贺绍强，败诉的是齐小莲，但齐小莲无非是只木偶，真正输掉官司的是木偶的操作人——孟菲斯大学。孟菲斯大学在孟菲斯不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且还享有很高的美誉度，因为它是传播知识的殿堂，是培养社会精英的摇篮。提到它，许多人都会肃然起敬。

可现在，堂堂孟菲斯大学居然败在了两位中国人的手下，这叫孟菲斯大学的脸往哪里搁，岂不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沃腾先生本人就是从孟菲斯大学毕业的。我们中国人说：“为尊者讳。”美国人也许不这么说，但他们绝对知道这个理。所以，即使打死沃腾先生，他也绝不会将个屎盆往自己母校的头上扣。更重要的是，沃腾先生当时正在参加孟菲斯市长的竞选。尽管沃腾先生在孟菲斯律师界，算是一块招牌，既有人缘，又有财源。然而，说到底，律师毕竟是自由职业，算是找一口吃一口的行当。而坐上市长那把交椅，简直与律师有天壤之别。

为了坐上市长这个最高位子，沃腾先生肯定要把贺绍强和孟菲斯大学放在手里掂量掂量，结果孰重孰轻，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沃腾先生决不会为了一个中国人的权利，而牺牲他们那个阶层的利益，成为孟菲斯上层阶级的叛逆者。

后来，沃腾先生借口竞选事情多，还有我们不能与他很好地配合为由，不再担任贺绍强的律师了。

几个月后，沃腾先生如愿以偿地当选上了市长。一次，我和贺绍强应邀去参加一个中国人餐馆的开业典礼，在会场上我们和沃腾律师，不，是和沃腾市长见面了。

他一眼瞥见我们后，便疾步地向我们走来：“我祝贺你，你胜诉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你是无辜的。”然后走到我女儿安娜面前，蹲下身去，用手抚摸着我女儿的脸蛋，像一位慈祥的爷爷，对我的女儿说：“小小安娜，你好吗？你像一个小公主，你真漂亮。”

沃腾先生正想和我们寒暄时，他的秘书来把他叫走了，临走时，他握着贺绍强的手说：“你是无辜的，上帝会保佑你和你的家人。”“你是无辜的”几个字，这是我听他第三次说了，但仍然像他第一次说的那样，很肯定，也很真诚。

如果要我对沃腾先生做个评价的话，我的评价是，沃腾虽不是个完人，但肯定是个好人。

作者：罗秦